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演进脉络及启示(2)
辛亥革命网 2011-12-02 00:00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周建勇 查看：
这里需要注意孙中山对国族主义形成的基本逻辑，即从中国固有的家族主义出发，经宗族主义到国族主义。孙中山没有利用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建立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省、县、乡政权来实现国族主义，却从传统的家族和宗族中寻找力量。原因值得认真考虑。笔者以为原因之一是孙中山所受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之二是孙中山受到了日本崛起的刺激，他曾说，“当时日本要用藩伐诸侯那些关系的原因，和我主张连成中国民族要用宗族的关系是一样的”；之三是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而主张集权的政府。
民族主义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和一国的国情、一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事实上，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体系既包括革命、反专制和反帝国主义的内容，也包括革命结束后的国家建设。只有了解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能明白为什么他对陈炯明的背叛终究无法原谅。他曾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虽原因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以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因为他延缓了孙中山的民族统一大业。只有了解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能明白他的“五权宪法”、省治虚化的苦心和用意；才能明白他提出的“振兴中华”的意义所在。只有了解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能明白毛泽东在 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言：“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也只有明白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才能明白两岸今天都在纪念辛亥革命，这是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的再延伸。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继严复、梁启超以来，民族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他“承受了广泛存在于农民阶级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宗法的’的色彩，而淘汰了其中‘笼统的排外主义’和落后的‘宗法的’色彩”，他还竭力从欧美新说吸收思想。孙中山的思想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或者说实践性。孙中山自己也说：“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唯一可以而且曾经付诸实践的，并自然地暗合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定的民族主义“门槛原则”（霍布斯鲍姆认为：“从历史经验观之，似乎只有三种固定标准可称得上是构成民族的要件，并且能够通过‘门槛原则’的限制。第一，它的历史必须与当前的某个国家息息相关，或拥有足够长久的建国史；第二，拥有旧的精英文化传统，并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与官方语言；第三个构成要件便是武力的征服”），虽然没有取得民族革命的最终胜利，但是确实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当前国际行为的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动摇，“世界主义”的理想将始终停留在理想阶段。因为民族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孙中山认为只有经过民族主义阶段，才能形成世界主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他对人类社会“家族主义―宗族主义―国族主义―世界主义”演变四阶段的认识，依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论述不是没有缺陷的，如他一贯秉持大汉族主义，但是如果考虑到从“天下”到“国家”是一个艰难的转换的话，在这一转换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还有孙中山主张从家族到宗族再到国族的路径，有其致命的缺陷：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如何可以形成一个超大地域的国族认同？他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认为民族是天然力形成的，而国家是武力形成的，一个是王道的认同，一个却是武力为主的霸道认同。通过血缘形成国家的方式是行不通的。这里触及了民族国家建设和传统家庭伦理的冲突。如果认为中国人自由太多，他希望借家族和宗族的力量减少中国人的自由，这里的家族和宗族其实都是工具；但是国家建设的逻辑却倾向于超越血缘共同体的认同，而形成国家的认同。血缘的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并存，至今仍然是国家建设绕不开的话题。
“民族主义具有某些超越性，它可以唤起追随者的历史感与方向感”。民族主义以其丰富的情绪和知识内容，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比任何政治理论体系都更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忠诚，因为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很多人的个人认同的来源，并将它们团结在一起。它建立了一个价值体系，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满足社会需求的机制。此外，它能够激励某些人表现出非比寻常的行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了。但杜赞奇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其特点是国家弱、国家主义的话语强。”“我们在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所看到的决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一种强大的国家主义的话语，此种话语在现代化计划中对市民社会而言毫无用处。”国家主义的话语在现代化进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力，这依然是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的学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