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2)

　　从1910 年1 月起到11 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清政府确已不堪救药，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最终垮台。1910 年6 月,第二次国会请愿被拒后，立宪派人就公开号召要“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他们和清廷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说到底，其实是政府信用问题。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

　　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

　　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 年5月8 日，清廷出台的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走向革命、弃它而去。越到关键时刻，清政府的政策将自己的“利益边界”划得越清晰、越狭窄。至此，晚清立宪的改革之门终被清政府彻底关闭。改革之门越宽，革命之门越窄；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彻底关闭之日，就是革命之门完全敞开之时。

　　总崩溃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的政策也摇摆不定，主要是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时紧时松，经常大幅度摇摆。就在1911 年5 月推出人心失尽的“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倒行逆施地宣布要将原本经它同意的、具有合法性的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

　　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最为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不合理、不合法。但是，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三十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这究竟是绅商“过激”还是清政府“过激”？

　　与一个月后的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又有何因果联系？

　　史实彰彰，不须多言。

　　武昌起义后，湖北革命党人得到了立宪派领袖汤化龙的赞同、支持，他通电各省立宪派，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在筹款、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他的作用尤大。各省立宪派迅速响应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立宪派从“反革命”到赞同、响应革命的根本性变化，正是清政府的冥顽不化，政治上拒绝改革，经济上摇摆不定甚至倒行逆施的后果，使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昔日所谓“缙绅之家”历来接近贴近亲近统治者、更加祷盼和平稳定、更加温良恭俭让，他们是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一旦他们支持革命，统治基础动摇，清政府就难以维持了。所以，他们尚且态度大变，又怎能指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是“激进”呢？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远在美国科罗拉多，事先并无预闻，第二天才从美国报纸上得知此事，亦从一侧面说明清王朝的轰然坍塌实因其统治基础已经根本动摇。

　　换句话说，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革；只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但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一拖再拖，一误再误，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这样，它后来便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

　　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

　　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没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尤其没有那种不断妥协的精神。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变革”，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恐怕，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