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变革”，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恐怕，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设法通过王韬上书李鸿章，想走“改良”路线。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立宪”一拖再拖、非常被动。

　　“制造革命”的清政府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偶然的，但它的成功、或者说清王朝的覆亡却并非偶然，而是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面临一次次避免最终灭亡的机遇面前，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使矛盾逐渐累积最后爆发。

　　惨败于日本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国人认识到体制变革的重要，发动维新变法，却被残酷镇压。“戊戌变法”实际非常“温和”，但清政府却以十分“激进”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新政尽废。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体制外”的社会下层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一旦“体制外”的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就很难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平和的改革，这种体制外的力量一定要用暴力从根本上打破、推翻旧体制。这样，清政府实际是自己将自己的可控空间再次紧缩，至多只有“一线希望”。然而清廷对这“一线希望”亦未珍视，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只是在经历了两年后的“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之后，它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开始“新政”，不过为时已晚。经历了庚子流血的巨变，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普遍的怀疑。由一个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领导进行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确有些勉为其难。更重要的是，在几年之后再做这些已远远不够，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妥让。但清政府对此似乎并无察觉，各项亟需的、能缓和各种尖锐矛盾的“新政”内容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出台。此时，局限于“行政”方面的“新政”已无济于事，人们开始提出“立宪”的要求。

　　1905 年日俄战争，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影响大增，不久就迅速高涨，形成了全国性的立宪运动。

　　立宪与革命这两个运动风生水起，渐成大潮，迫使慈禧也不得不宣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1906 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而且，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 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采纳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然而，事实说明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

　　官制改革的后果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官制改革使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彰”。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人们当然可以分析种种原因，如没有开明且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利益集团毫无远见、不愿自己的利益受到丝毫损失……反正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使坚决反对革命、坚持“保皇”的“立宪”派对清廷越来越失望，无奈地叹其“反动复反动”。正是如此这般“改官制”，使在与“改革”竞赛中原本落后的“革命”意外得到清政府的推助加力，猛然提速，大步流星，急起直追。

　　1905 年11 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 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

　　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因此，此话格外值得所有“反对激进主义”者重视。

　　改革与革命之门

　　在实际预备立宪过程中，清廷总以条件不具备一再拖延，温和的立宪派终于也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07 年起，立宪派就发起和平请愿，要求开国会，而地方士绅和商界首领对“开国会”的要求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