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会领袖刘静庵

　　被历史长河湮没极深的辛亥革命元勋、日知会领袖刘静庵，原名刘世文，外出革命后，以乳名贞一代之，字静安（敬安），别字家运，1875年出生于湖北潜江梅嘴一世代书香家庭。他幼承父教，饱学诗书，早年接受新思想，投身革命，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宣统三年（1911）五月十六瘐死狱中，卒年36岁。民国初，被民国政府追赠“大勋位”。［1］

　　改造长江流域会党、湖北新军

　　“会党”是孙中山等民主革命领导人对鸦片战争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反清革命由公开转为秘密，火种未曾熄灭，尤其长江汉水流域、东南沿海等地革命活动此消彼长，持续不断。但因山堂林立、派系复杂、各自为阵，一直未成气候。早期民主革命，革命党领导人从当时实情出发，视会党为可争取的重要革命力量，许多人加入会党，领导会党，如孙中山、陈少白、黄兴、陶成章、秋瑾等。［2］作为早期民主革命领袖，刘静庵也是如此。他早年参加革命后，凭着渊博的学识，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经多年努力，逐渐将长江流域会党联合统一起来，改造成为以“推翻满清皇朝，建立人人各尽天职的共和国家”为宗旨的革命武装。

　　据刘静庵嗣子刘应松之妻金氏［3］等人文革十年动乱后回忆，刘应松在世时，曾用较长时间整理过刘静庵的遗言遗物，并嘱咐金氏精心保存，防腐防蛀。1951年，土改复查抄家时，这些珍贵的文物全被烧毁。刘应松任武汉某师范校长时，与金氏谈的最多的话题是有关养父静庵与日知会之事，刘静庵弟媳（刘应松之母）魏氏［4］在世时，也与后人常常谈起刘静庵。家乡梅嘴地处汉江支流东荆河东岸，距潜江县城十余华里。清末民初，依托便利的水上交通，商贾云集，每天停靠梅嘴码头的商船络绎不绝，集镇规模比当时潜江县城要大，有“小汉口”之称，一些江湖隐士常游历于此。刘静庵，早年耳闻目睹满清之残暴，国势之衰弱，民众之苦难，立下大志，以“挽救民族于危难，拯救民众出火海”为终身抱负。15岁拜一江湖隐士为师，离家外出，传播种族革命思想，走上职业革命之路。起先主要活动于长江汉水流域，之后涉足东南沿海等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在武昌，曾参与组织策划庚子起义，因属幕后，未曾受到满清官府的通缉和追捕。

　　庚子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让刘静庵深感“欲掀翻帝制，建立共和，则必经动员民众，而动员民众者，则首推运动新军，以掌握武装，故极思‘亲身入伍，求达其志’。”［5］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静庵精心准备，亲入虎穴，钻入敌之心脏。经张朗村、范腾霄介绍，加入湖北新军，在黎元洪任管带的护军马队第一营当兵。入新军后，他遵守军规，操练刻苦，进步很快，令战友们很是佩服。大家见他更是谈吐非凡，有学问，明事理，待人和善，都乐于与他相交。他便常常利用休息之隙，向战友们宣讲革命道理，在军中发展革命同志。《清史·革命党人列传·刘敬安、朱子龙》对刘静庵在新军时革命经历有所记载：“敬安知民族大义，而又识敏，烛几先，偕施南人余庆云投湖北护军马队第一营充士兵。逾岁以正勇随黎元洪改隶前锋营，旋升护弁，襄办纪室，乘间与营中兵弁交接，灌输革命学说，并与范腾霄、濮以正、李亚东、黄公征、钱保青等组织武库所，研究学术，及黎元洪迁混成协统领，刘亦随之。”［6］在湖北新军，刘静庵不仅注重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同志，更是抓住在黎部任书记，负责招募新兵之便，将大批会党骨干招入新军。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记载：“倘张之洞有招兵事，刘敬安必先知，因刘在南湖马队营黎元洪营部充书记，胡宗琬即用秘电招会党来入伍。”“入伍之先，必受科学补习所之秘约。约中大意，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其时，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科学补习所介绍之新货也。”［7］

　　刘静庵任黎元洪协统领书记的一天，黄兴用隐语给他的内容涉及密谋长沙起义的信，被混成协主文案刘雅亭拆开，刘雅亭看信后，大为惊骇，将信呈交黎元洪，黎元洪觉得刘静庵在新军帮助自己不少，是一位难得的救世之才，不忍加害，找范腾霄商量，将来信烧毁，不予深究，让刘静庵称病离开新军。刘静庵离开新军后，往在武科所，在胡兰亭、曹亚伯先生帮助下，在圣公会谋到司理差事。之后不久，便筹组日知会，重聚新军中革命党人，以武科所（日知会）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组织集会演讲，宣传种族大义，发展革命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为提高宣传效果，他组织人员谱写军歌，在军学界传唱，联系吴贡三、殷子衡将日知会骨干撰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德占辽东》、《破梦雷》、《训兵谈》、《作新民》、《孔孟心肝》等编印成册，连同同盟会《民报》等进步书刊，由朱子龙负责，安排军中同志带回军营，等夜间或士兵出勤之时，将这些小册子塞到士兵床上。士兵们看到这些书刊后，都偷偷阅读，有的退伍老兵还乡时，又将这些小册子和革命歌曲带回老家，进一步传播。［8］一些经革命思想熏陶和严格军事训练的退伍士兵，离开新军后，许多人回到会党，领导会党、改造会党。在日知会（武科所）领导下，新军与会党相互渗透，关系日益密切，血浓于水，成为推翻满清腐朽皇朝的革命武装。《清史·革命党人列传·刘敬安、朱子龙》载：“武汉党人大多出自新军，初以日知会总其成，主之者则刘敬安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