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会领袖刘静庵(3)

　　湖南长沙起义，预定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十慈禧七十生辰，在万寿宫的皇殿下，藏一个大炸弹，等湖南全省文武官吏到场行礼时，引爆炸弹，将大小官员一网打尽。紧接着，由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外围组织——会党为主要力量的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五路人马同时行动，占领长沙，进取南昌。事情出乎预料，在举事前十几天，起义计划泄露，两名会党重要领导人被捕，黄兴、宋教仁在日知会员黄吉亭、曹亚伯等人掩护下脱险。［28］

　　长沙起义计划流产后，黄吉亭牧师速派人赴武昌汇报情况，通报信息，科学补习所在安庆、九江、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机关停止活动。在武昌的刘静庵当晚得知消息，临危不乱，立即将在武昌的科学补习所领导人召集一起，商议科学补习所总机关转移对策，派胡瑛、王汉等人将已启运进城的枪械藏到汉阳鹦鹉洲，他自己负责销毁武科所里的所有文件册据，张难先负责转移同志。在刘静庵的果断处置下，清吏搜查武科所查无实据，并不所获，革命党人免遭浩劫。［29］

　　策划组织湘赣萍浏醴起义

　　湘赣萍浏醴起义，是日知会策划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民主革命武装起义。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春，刘静庵见革命声势大振，运动军队渐告成熟，再次起义，时机将至。二月，日知会通过大会选举，增加领导人员后，他便与李亚东、冯特民、辜天保、卢费逵等日知会领导人商议，择机举行武装起义事宜。之后，派胡瑛、朱子龙到日本，与正在日本的梁钟汉一起，面见常年流亡海外当时正在日本东京的孙中山先生，汇报日知会情况和刘静庵关于在长江流域伺机大举的想法，并请求孙中山争取海外援助。派吴昆到香港请求黄兴筹款。［30］这年，全国各地受灾，尤其长江流域的湘、赣、鄂、晥、苏、川数省受灾严重，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刘静庵等日知会领导人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的最佳时机，便派易本羲、殷子衡等骨干联络各地日知会及外围组织——哥老会等“会党”，做好起义准备。刘静庵也亲赴江西萍乡等地，指导会党，策动民众。之后，加入了同盟会的日知会会员蔡绍南、刘道一等也于九月间，从日本留学回国，活动会党，筹划起义。当时，在日知会领导下的哥老会（后改组为洪江会）等会党组织久有揭竿之心，李金其、萧克昌、姜守旦、龚春台、王胜等日知会会员、会党领导人更是急不可待，蠢蠢欲动。李金其、萧克昌等人运动萍乡矿工率先发难，在萍乡麻石一带聚集洪江会党数千人，因失慎，被清吏追捕，李金其在醴陵白鹭潭溺死，萧克昌被诱杀。姜守旦、龚春台等起义领导人觉得情况紧急，必须提前起义。十一月十九日，萍乡、浏阳、醴陵先后起义。起义军发布了讨清檄文，制定了“破专制政体，建共和国家”的革命纲领，得到了民众热烈拥护。贫苦农民、矿工和部分团防营士兵纷纷加入了起义队伍。“上十天之内，起义军迅速增至数十万人。”［31］先后攻占萍乡上粟，宜春慈化等地。萍浏醴起义暴发后，冬月十二，刘静庵组织日知会骨干齐聚汉阳伯牙台，商议响应对策，力主武汉等地迅速策应萍浏醴起义。因胡瑛、吴昆等外出求援人员都两手空空而归，迅速策应缺乏经济支撑，方案遭到其他同志否决。萍浏醴起义也终因缺乏武器装备，未得到其他地方响应，起义军很快转为劣势，以失败告终。日知会骨干、起义领导人易本羲吐血数升而死，禹之谟、刘道一、蔡绍南等人被捕就义。刘静庵、朱子龙、胡瑛、殷子衡、李亚东、季雨霖、梁钟汉、吴贡三、张难先等日知会领导人被捕。吴昆、冯特民、余诚等幸逃脱。［32］

　　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清乡”，万余革命党人、起义将士和无辜百姓被杀害，日知会惨遭破坏，清吏“检出名册四巨本，多属军学界中人。”［33］

　　日知会骨干熊十力、张难先、曹亚伯等先生在回忆萍浏醴起义时，曾有文字记载：《熊十力全集·心集·王刘余何朱诸传》载：“是年冬，萍乡矿夫为争工资畔，党人暗操纵之，势遂大。”“初，萍乡举事时，有刘家运指挥徒众，抗清军甚力，啓均以敬庵即家运，请于总督，将置之死。”［34］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日知会始末》介绍：“此役本党人自动，故东京总部，事前无所闻，然事已至此，亦不能不派人指导。”［35］萍浏醴起义时，就在日本的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武昌日知会之破案》载“萍乡醴陵革命军起，本日知会秘密主持。”［36］是时，东京同盟会重要分子皆分途奋斗，散往各方，东京党部，仅属宣传机关，努力于《民报》之出版，及各方之通讯而已。”［37］

　　领导中华铁血军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作为起义最高领导人，刘静庵有机会逃亡海外，也有人劝他逃亡。但他为了保护更多的革命同志，没有逃亡。《熊十力全集·心集·王刘余何朱诸传》载：“湖北巡警冯启钧，为功尝素仇党人，未尝一日忘日知会也，至是以东京留学生郭晓阶侦探，知敬庵为党首，将逮敬庵，敬庵闻之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肯避，某生谏曰：‘公奈何轻一身，不为后图乎！’疆之走，将抵黄陂，为虏骑追获。”［38］被捕九名日知会骨干，“惟刘敬安受刑极重，死而复活者数次，鞭背见骨，扑面青肿，卒无所得。”［39］在狱中，因清吏严刑毒打，刘静庵一直在病痛折磨中煎熬，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稍有好转，便思考着身陷囹圄与敌斗争之策略，在险恶的环境中，从未放弃革命斗争。冯自由《革命逸史·日知会首领刘静庵》记载：“是年六月敬安大病，垂危床褥七十余日，赖从其学道诸友狱卒殷勤奉侍，潜馈药饵，得不死。病愈后乃与同狱胡瑛、吴贡三、李亚东等秘密组织一中华铁血军于狱中，阴与日知会会员变名后分设之各种机关通声气，实为日知会破案后革命运动之中坚。”［40］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殷子衡之日记》记载：“予舅父吴贡三与李亚东、梁钟汉得狱官熊家骐之庇护，组织一中华铁血军于狱中，得以与日知会会员变名分设之各种机关通声气，如武昌省垣之阅书报室、溢中书局、明新学社、集贤学社、容光照相馆、共进会、文学社、民社以及沔阳之群进会、黄州之明德社，皆以中华铁血军为日知会破案后之中坚，作铁血军之壮士，以鄂军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及陆军学堂之翘楚生最多。时彭养光设钟祥学社于玉皇阁，极力赞成此举，并请吴贡三作革命檄文口号，以为异日起义时之用。”［41］“中华铁血军仍以刘静庵为首领。”［42］后因官府下令监狱不允许军人探访，监狱管理越来越严，刘静庵则通过被感化的狱卒潘季贞等人千方百计与狱内狱外同志互通声息。针对各革命组织间存在的矛盾，他常教育同志求同存异，精诚团结，共举大事，指导狱外革命斗争，直至生命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