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东方大港：孙中山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方略

　　唐宋以来，广袤的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时至民国，其中相对富庶的地区，当推长江入海口即长江三角洲。这里有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工业基地和金融中心——上海；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面对浩瀚的太平洋，背靠广阔的长江流域经济腹地，运输条件亦相当便利。仅以内河航运为例，从上海出发，沿长江可上达南京、芜湖、九江、安庆、汉口等地；假运河可交通苏州、杭州、扬州诸城。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这里便成为中国同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联系的主要通道。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特别是港口建设进展迟缓，严重制约了这一地区各种经济潜能的发挥。有鉴于此，民国初年孙中山在考虑发展长江流域经济的方案时，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在长江入海口附近建设东方大港的宏伟设想，以便建成一座适应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之需求的“世界商港”。

　　东方大港与长江水系整治

　　在东方大港的选址上，孙中山颇费斟酌。在他面前，有当时中国最大的商港——上海港，但它同时又被欧美列强通过租界和条约特权所牢牢控制，地价亦昂贵，如欲改造或扩建，势必阻力重重。因此，孙中山另作他想，提出在杭州湾中乍浦与澉浦之间建设东方大港的方案，并从水文条件、社会环境、土地价格、发展前途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证，认为较之上海，在该地另辟新的东方商港当更为理想。同时，孙中山并不因此而忽视上海的作用。他主张利用上海港现有设施，并通过疏浚航道等措施，改善上海港的吞吐能力，使其在推进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挥其商业和工业等方面应有的作用。

　　孙中山关于港口建设的上述设想，体现了他在考虑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时，既有高瞻远瞩、气魄雄伟的一面，又有客观冷静、全面细致的一面，是很令人敬佩的。1919年孙中山起草《实业计划》时，非常重视收集各项科学数据和提倡实地调查。据邵元冲回忆，他在考虑东方大港选址时，曾特地致函“嘱余调查乍浦、澉浦一带之海塘，为石塘，抑系土塘，谓如无书可查，宜亲询该处土人，以期确实。嗣余查得浙江水陆道路记等书，图说颇详，乃举以相告，总理遂据以为规划东方大港之资，此一端，足证总理计划之切实，不凭臆想也”。（ 邵元冲：《总理学记》，《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5页）。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各省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奔腾不息的长江下游的灌溉和沟通。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水文条件的变化，及至民国初年，长江水道的灌溉功效和通航能力所存在的问题日渐突出，影响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种状况，孙中山在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构想中，用了很大篇幅，提出了整治长江的详细计划。这项计划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整治长江口自海上深水线至黄浦江合流点，重点是通过闭塞崇明岛与海门间之北航道，以收既加大南航道的流量，改善长江口的通航能力，又在北航道围海造田数万亩的双重利益。这一设想经过五六十年后，基本上已由自然之力得以实现。到20世纪70年代北水道已经被江水夹带的大量泥沙所淤塞，江滩已开垦了大量良田，而南航道亦已变得更加壮阔。

　　孙中山在其余各部分设想中，则是分别阐述整治从黄浦江合流点起至江阴、江阴至芜湖、芜湖至东流、东流至武穴、武穴至汉口长江水道的具体设想。其中根据上述各段的实际情况，或疏浚淤塞，或拓宽河道，或取直河滩，要旨是改善长江的航行条件，同时防止汛期洪水泛滥，以免威胁沿岸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在考虑整治长江的同时，孙中山还注意到了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的重要性，并分别阐述了整治北运河、淮河、江南水路系统、鄱阳水路系统、汉水、洞庭水路系统和长江上游的具体打算。

　　沿江城市链与流域经济发展

　　继提出整治长江及长江流域其他水系的计划后，孙中山以远大的目光，预期一旦长江等河道的灌溉和通航能力大加改善，势必有力地促进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部分在中国为农矿产最富之区，而居民又极稠密也，以整治长江工程完成之后，水路运送，所费极廉，则此水路通衢两旁，定成为实业荟萃之点，而又有此两岸之廉价劳工附翼之，则即谓将来沿江两岸，转瞬之间变为两行相连之市镇，东起海边、西达汉口者，非甚奇异之事也”。他认为：“此际应选最适宜者数点，以为获利的都市发展。”并相应提出了在长江沿岸的镇江及其北岸、南京及浦口、芜湖、安庆及其南岸、鄱阳港、武汉等地建设内河商埠的具体设想（《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90—295页）。

　　孙中山从历史背景、地理条件和发展前景等各个角度，论证了为什么选取它们作为整治长江后建设内河商埠的第一批城市，认为通过这批商埠的建设，将有力地推动长江流域各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在长江沿岸可望出现一个各地经济普遍跃进的大好局面。为了适应这种局面的到来，孙中山又提出了利用长江沿岸丰富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建造众多水泥厂的设想。他说：“此业之进行，即与全盘其他计划相为关连，徐徐俱进，则以一规划奖进其他规划，各无忧于生产过剩与资本误投，而各计划俱能自致其为一有利事业矣”（《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