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东方大港：孙中山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方略(2)

　　孙中山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构想，是他关于全国经济发展总体设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基于长江流域所处的重要地位，孙中山在考虑全国经济建设宏图时，始终将长江流域置于突出位置，因而在他勾画的中央铁路系统各线路中，涉及长江流域的便占了约三分之二。如果说，孙中山在考虑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计划时，是以铁路为龙头，那么，他在规划全国经济发展蓝图时，则是以长江流域为主干，带动和促进全国的振兴。正如孙中山曾多次指出的，长江流域人口众多，经济发展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技术和管理人才比较集中，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又有一定的基础，以这一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基点和后援，是相当合理的。翻开《实业计划》等论著，孙中山的方针清晰可见。这个方针就是以长江流域为骨干，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纵横交错的运河系统和便捷短途的公路运输线，向四面八方辐射，将全国各大地区联成一体，大力推动边远省区的经济建设，缩小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总体上有一个较大的进步。孙中山曾以美国西部开发和加拿大一些落后地区经济拓展等实例，说明上述设想是可行的，并从各种角度，具体阐述了他的这些想法。

　　孙中山历来强调，中国自然资源丰富，欲求富强，必须大力加以开发。他深信通过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那无数的沉睡于荒山峡谷、戈壁沙漠的各类矿物资源和地上物产，就有可能被开发和利用，而铁路的经济效益也得以充分发挥。因而在孙中山规划各条铁路线时，均着眼于将自然资源丰富的省区及其市镇连接起来，并通过纳入以长江流域为骨干的全国铁路运输网，便捷地输送到各大工业基地和出口海外。例如孙中山曾这样描述未来的浦口：“南京对岸之浦口，将来为大计划中长江以北一切铁路之大终点。在山西、河南煤铁最富之地，以此地为长江下游地区交通之最近商埠，即其与海交通亦然。故浦口不能不为长江与北省间铁路载货之大中心”（《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92页）。

　　改善交通与城镇发展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国产品时时受到廉价外国商品倾销的打击。而落后的运输条件，更加剧了国货在同洋货竞销中的不利境况。孙中山曾以痛切的心情，以自己的家乡香山县为例，说明因交通不便，工业品由香山县城运至翠亨村的运价竟远远高出同类商品由美国运抵中国的费用。“人情喜便宜，断不能舍贱而买贵，则交通不便，实业必不能发达，可以断然” ；而“扬子江流域本为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地（《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0、491页）”，通过在这里修筑并沟通中央及各地方系统铁路网，将大大有助于货畅其流，降低本国工业品的成本，从而增强国货抗衡洋货的能力。随之，民族工业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不但可以极大地丰富本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以出口，国家也必然会随之富强起来。

　　鸦片战争后，除一些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稍显活跃外，内地众多中小城镇经济发展均呈停滞状态。而要求得全国经济的普遍兴旺，推动这些区域经济中心城镇的发展，则格外重要。孙中山认为，通过修筑铁路、辟通运河等手段，改善这些城镇的交通状况，并将其汇入以长江流域为基干的全国市场网络，必将使这些城镇的面貌大为改观，并相应带动其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孙中山曾举海州（今连云港）为例说：“海州位于中国中部平原东陲，此平原者，世界中最广大肥沃之地区之一也。海州以为海港，则刚在北方大港与东方大港二大世界港之间，今已定为东西横贯中国中部大干线海兰铁路之终点。海州又有内地水运交通之利便，如使改良大运河其他水路系统已毕，则将北通黄河流域，南通西江流域，中通扬子江流域”（《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26、327页），海州将迅速崛起于黄海之滨，令世人刮目相看。

　　长江流域很早以来便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人均占有耕地甚少，加之近代工业发展迟缓，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谋生困难，大批失业人口流落街头，又势必会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而另一方面，中国广漠的西北、东北边地，却缺少劳动力，大量肥沃可耕作可放牧的处女地和丰富的物产资源，长期得不到开发，当地社会经济因此长期停滞落后。而要振兴中国的经济，改变这种状况是必须的，也是相当紧迫的。孙中山多次强调，借助修筑铁路，加强人口众多的东南省份同幅员辽阔却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各方面的联系，通过大批迁徙劳动力等途径，开拓这些边远地区的畜牧、采矿等业，能争取尽快使这些地区的经济生活有一个质的飞跃，指出“倘有铁路与此等地方相通，则稠密省区无业之游民可资开发此等富足之地，此不仅有利于中国，且有以利世界商业于无穷也。故中国西北部之铁路系统，由政治上经济上言之，皆于中国今日为必要而刻不容缓者也”，从而使整个国力得到明显的增强（《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1—263页）。

　　但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政局动荡，各派政治势力纷争激烈，大小军阀割据争斗不已，孙中山的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方略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