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蒋介石重用张治中的原因(2)

　　近代中国是“群雄”并起，割据称雄的时代，一般军人的最大夙愿莫非是能够掌握一支军队，拥有军权。因为他们深知：谁拥有了军权，谁就拥有了政治资本。而张治中的想法却与众不同，他在中央军校的任职期间，先后“五绾兵符”，如果想握有兵权，并不困难，但他却每次带完兵后，都主动要求解甲归校，从不拥兵自重。

　　1929年10月蒋冯大战爆发，武汉是蒋军的后方重镇，遂决定设立武汉行营，并委任张治中为行营主任。张治中仅凭几千名军校学生，坐镇武汉，出色完成了武汉三镇的卫戍勤务。大战临近结束时，张请求蒋准予把学生撤回南京，30日，蒋下令张治中结束行营工作。12月3日，他率领学生军回到中央军校任内。

　　中原大战爆发前的半年间，张治中受命编组新军，到1930年的2、3月间，陆续编成了步兵教导第一旅、第二旅共6个团，炮兵2个团，骑兵、工兵、辎重各1个团以及学兵营、战车队。5月，奉蒋令将该部定名为教导第二师，任命张为师长。教二师是当时最大最新的一个师，“虽然训练时间不长，但编制齐全，所有枪械均系新制”，且“各级官佐均为黄埔出身，堪称蒋介石手下的示范部队。” 5月底，张奉命率领教导第二师北上参战。陇海战役结束后，“蒋已不预备让我再回军校，内定冯轶裴继任教育长”。 在别人看来，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但张知道这个消息后，却坚辞教二师师长，向蒋说：“现在师长人选比较容易找，至于本教育长这一职务，还是我来吧”。

　　“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张治中奉命担任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增援十九路军抗战。《淞沪停战协定》签定后，张回到南京，“何应钦告诉我，已经内定朱绍良为军校教育长，还是要我去带兵。”第五军是当时的一支劲旅，张治中再一次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理应感到高兴，可张治中考虑后对何说：“教育长还是我相宜些，军长给朱绍良或其他人均可以，我愿意当教育长。” 并向蒋“恳切地请辞军职，幸蒙允许”。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独立，张治中任第四路军总指挥，提师入闽作战。回师后，张再次交卸兵权，仍回中央军校，继续担任他的教育长。

　　从中不难看出，在蒋介石需要时，张治中一次次挺身而出，为蒋弛聘疆场。完成任务后，又能一次次主动交出兵权。一方面表明了他对蒋要求军人的“顺逆之分”、“公私之辨”是体会于心，身体力行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并不留意兵权，政治上毫无野心。对于这样一位没有丝毫个人野心的“忠臣”，蒋介石自然非常满意，重用之又有何碍！

　　三、在国共和谈中，蒋介石不得不倚重张治中

　　蒋介石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从来就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即通过武力“剿灭”中共。但在战争未准备好之前，往往采用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与中共进行和谈，以争取时间。而这种与中共周旋的重任，在1941年以后，每每落在了张治中的肩上。

　　就整个国民党上层集团来看，张治中确实是一位比较合适的人选。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张治中就“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相过从，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躲避参与对中共的军事“围剿”，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任上一呆就是十年，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并且与中共及其领袖人物维护着良好关系。在政治主张上，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对国内问题，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决，通过和谈以达到国共合作。因此，他的对外形象与政治主张使他适宜于与中共打交道。从与蒋的个人关系来看，蒋张关系比较亲近，对于张治中的忠诚，蒋介石是深信不疑的。再加上张没有派系，毫无个人野心，让他出面与中共接触，蒋介石比较放心。而随着中共势力的不断强大，“蒋介石也需要张治中这样的人物作缓冲，在形势需要时与中共应付。” 由于张治中对国共合作、国内和平抱有“痴心梦想”，也乐于为之奔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美英苏三国合作不断增强，并都希望中国稳定，这直接影响到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在国内，由皖南事变而引发的国内与党内的矛盾分歧的激化，财政经济危机的加深，以及中共一直坚持争取国共关系好转的政策，都促使蒋介石不得不谋求两党关系的改善。1942年7至8月，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要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并指定张治中和刘斐为代表同中共谈判。这是张治中第一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谈判。双方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四条要求。张治中认为中共已经作出了很大让步，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 而蒋介石却不置可否，此事就此搁置了下来，历时八个月的谈判成为空谈。但从此“他作为国民党处理国共关系的重要角色而登场，参加了国共之间的几乎所有重要交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需要时间；完成内战的部署，更需要时间。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和压力，蒋介石又不得不用“和”的一手，把张治中等人推出去，接二连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双方虽然签定了《双十协定》，但第三天蒋介石就下达了“剿匪”密令。

　　重庆谈判后，张治中飞往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新疆问题。在此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受挫，美苏两大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又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为了敷衍国内外舆论及美国的压力，蒋介石又用上了和的一手，而蒋介石与中共言和，少不了张的周旋，因此连连致电，称“此间有事待理，希即暂时回渝为要，” 并派路过迪化的将经国催驾。张治中回来后，积极参加了整军谈判、东北谈判以及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为维护国内和平而奔走。而蒋介石出于他一贯敌视中共的立场，对战后与中共达成的诸项协议一直心存不甘，在关内一时不便动武的情况下，决断先在东北动武。因此，在东北调处协议刚刚签署后，蒋就态度强硬地指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政府军队为接受主权进入东北境内之行动，不受任何之限制。” 至此，三人军事小组会议已接近尾声，万般无奈的张治中只得黯然卸去三人小组之职，第三次飞越天山。同年6月，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蒋介石终于大打出手，掀起全面内战。战的一手出笼，和的一手自然只有休息。张治中苦心积虑、付出大量心血而谈成的一系列协议全部化为一张废纸，懊丧的心情不言而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虽然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面主和，但当张治中当面请求回西北去时，却遭到蒋的制止，蒋严肃地对张治中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和谈，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 显然，蒋为了达到下野后幕后操纵的目的，不仅需要李宗仁当傀儡，也需要张治中等去负责和谈，和中共去周旋。从而取得喘息的时间，然后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这是蒋介石玩弄反革命和、战两手的最后一次，而棋子仍是张治中。

　　在历次和谈中，张治中虽然出于维护国共合作和国内和平的良好愿望，但终究无法摆脱国民党右派路线的桎梏，不论蒋介石每次重开和谈的目的是什么，他都一概离不开为国民党着想，为维护蒋介石的反对统治着想，竭尽全力，以达到蒋介石的愿望。在北平和谈中，为把“战犯”一条从和平协定中删去，而不遗余力，就是为蒋介石打算的突出例证。因此，张的和谈活动，在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出了力，帮了忙，成为蒋介石和的一手的重要工具。

　　张治中与蒋介石具有长期而极端密切的关系。蒋对张从大革命起，一贯赏识、提拔、重用；而张又出于一种感恩知遇、道义难忘的旧伦理观念，对蒋竭智尽忠，鞠躬尽瘁，时刻为维护蒋的领导与统治打算。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铸就了一条血肉难分的人际关系的纽带，张对蒋的忠心耿耿是蒋重用张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蒋张关系中的一根主线。张治中从不搞小派系，不留念兵权，毫无个人野心，是蒋重用他、信任他的根本原因。由于张治中与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蒋介石又把他当作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来使用，张治中在客观上成了蒋介石推行对中共和谈政策或应付国际压力的重要工具。随着中共势力的不断强大，这种工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些时候又是非常重要的，这又加重了蒋对张某种程度的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