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蒋介石重用张治中的原因

　　张治中自从结识蒋介石，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一贯予以赏识、提拔、重用,这在史学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从政治观点看，张治中一生主张联共，蒋介石却把“剿共”作为终生职志；从用人标准看，蒋介石“从来依赖‘三缘’——血缘、学缘和地缘”，可张治中至多也只能与蒋牵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先后同学，但这不足以使蒋非得赏识、重用他不可。本文试就毕生主张亲苏联共的张治中同极端反苏**的蒋介石能够长期共处并得以重用的原因作一探讨。

　　一、感恩知遇的旧伦理观，使张对蒋竭智尽忠，让蒋欢心

　　进人黄埔前，张治中的经历坎坷不平。在几年的流浪生活中，他受尽了艰辛和磨难，饱尝了世态炎凉，曾当过阔少爷的伴读、门房、“备补兵”、“备补警察”。辛亥革命给张治中个人命运带来了转机，1912年11月至1916年11月，张得以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时，在多次请求服役边疆为国效忠而“不可以”的情况下，只好进倪嗣冲的腐败的安武军里任见习军官。为了使自己不致“被拖下水”，不致“被淹没在腐败与不义的命运中”，张治中“决心离开这腐败的烂队伍。” 随后，张治中又过着七八年四处奔走居无定所的军旅生活，曾经三下广东，二去福建，二进四川。而军旅生活的危险与精神上的无所依归仍旧伴随着他，并没有人能够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更大空间。但值得欣慰的是在两次人闽的过程中，张治中结识了王懋功，后来，“正是通过王懋功，使得张得以接近蒋介石，从而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内发展的基础”。 蒋介石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从保定同学口中，知道张治中善于用兵，勇于作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而在黄埔军校召开的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张都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的赏识。从此张治中才时来运转，脱颖而出，一贯得到蒋介石的赏识、提拔和重用。

　　张治中出身贫苦家庭，所受的教育基本是传统教育，“在私塾一共读了十年”，至于所学内容，无非《四书》、《五经》一类线装书。通过苦读、苦背，在“装满一肚子线装书的字句”的同时， 也完全接受了“君劳臣忧，君辱臣死”和感恩知遇，道义难忘等一套旧的伦理观念。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张治中对蒋介石则竭智尽忠，忠心耿耿，时刻为维护蒋的领导与统治打算。”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肯讲话的人，看到的、想到的，应该讲的，就随时向蒋陈述、贡献。” 这也使蒋觉察到张对自己的忠诚，而蒋为树立个人权威，也特别需要部下的忠诚不二。

　　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昌，国民革命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三镇。为了更有效地控制部队，蒋“叫我办学兵团，造就可以供应三个师的班长和基层干部。” 与此同时，蒋又在武昌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并任命张担任分校的教育长，学兵团也成为分校的一部分。张治中到校不久，武汉与南昌方面的斗争便日益激烈。1927年1月，蒋介石电召张到南昌，单独跟他谈了半天，当明白张依然是站在拥护自己的立场上时，蒋比较满意。而此时，邓演达也在做争取张的工作，要张公开表示反蒋。张治中随着蒋介石**活动的加紧进行，武汉军分校多数人的反蒋态度日益激烈，便明白告诉邓：“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 3月，张治中被再次召到南昌，蒋见到张后，直截了当地就说，“赶快回去，把学兵团带出来，”“免得你在武汉当俘虏”。 回到武昌后，当他提出要带学兵团东征的要求时，被邓演达毫无通融余地地拒绝了，同时还要他辞去学兵团团长和军分校教育长的职务。当时，张治中内心非常矛盾，要论政治主张，他应跟着邓演达走；但蒋的知遇之恩，又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背叛蒋。3月下旬，在辞掉学兵团团长和教育长职务后，黯然离汉赴沪，当蒋见到张后，面带轻松的笑容说：“啊！文白也来了。” 言辞间流露出对张的忠诚的满意。8月1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纵有蒋的“你没什么，还是留在南京好”的叮嘱， 而张为表示与蒋同进退，随后也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在训练处的工作。

　　蒋介石定都南京后，便开始筹划建立一所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军校，以取代黄埔、武汉军校的地位。经过紧张筹备，1927年11月，该校正式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按章程规定：“教育长承校务委员会及校长之命，处理全校一切事宜，如校长因故不能到校时，得代行其职权。” 由此可见，教育长实际是军校日常工作负责人。蒋介石以黄埔起家，深知军校教育的重要，一贯视军校为禁地，不容他人插足，控制很严。由于蒋深知张治中对军事教育向来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张一经请求，蒋立予同意。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从中不难看出蒋对张的信任程度。在军校任职期间，张不仅倾注了全部精力和时间，而且竭力宣扬蒋介石的“功绩”和“修养”，不避吹喇叭、抬轿子之嫌，“用意就是在巩固人们对他的信仰，加强他对革命的领导。” 办学之初，蒋介石提出了军校的教育方针，即“开明专制绝对服从”。为了做到认识统一，思想集中。张治中解释道：所谓“开明专制”，“不过根据党的纪律学校规则之要求，而使用一种强制手段来执行罢了”；所谓“绝对服从”，就是“服从党的纪律、学校规则和革命领袖蒋校长的意旨”。其中心旨意又在服从蒋介石。“绝对服从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好比我说这白纸是黑的，那末你就要说是黑的，不许说是白的。”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不正是对蒋介石一贯宣扬的“凡是我的学生都应当盲从我”的最好贯彻吗！ 我们为什么要拥护革命领袖呢？张治中进一步解释道：“中国现在处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候”，“不论在政治方面，或社会方面，无容讳言，都是没有真正统一，”其原因就在于缺少中心领袖。而谁又能担此重任呢？张治中终于在《蒋校长之人格与修养》的演讲中给出了答案：“校长蒋先生，他是完全具备了革命领袖的条件，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拥护的。”“我们只有诚心诚意拥护我们的革命领袖；努力革命事业，我们才有报仇雪耻，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希望”。 由此可见，张治中确实尽到了为蒋“分劳分忧”之责，而蒋介石“把张放在教育长岗位上也算是知人善任，看准的就是张的忠心”。

　　总之，在张治中与蒋介石相处的岁月里，张治中对蒋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的史实不胜枚举。正是由于张治中一贯把“士为知己者死”的儒家思想奉为最高信条，即便明知蒋的错误和终必失败，宁可上万言书，竭尽忠言，喋喋不休，也不愿背离蒋。所以，蒋不仅对张的联俄联共主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而且能一贯赏识他、重用他。

　　二、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野心，让蒋放心

　　在蒋手下，肝脑涂地愿意为蒋尽其忠的不乏其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象张治中那样一贯得到蒋的赏识、提拔和重用。张治中对蒋忠心不二只是蒋介石重用他的先决和必要条件，而张治中从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野心，则是蒋重用他的另一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可谓派系林立，你争我夺。诸如政学系、CC系、黄埔系、中统、军统、桂系、四大家族等等，都是蒋家王朝反动统治的支柱。而到抗战开始时，集团军、军、师、旅一级高级将领，多数出身于黄埔。何应钦、陈诚为了培植各自个人势力，分头拉拢，并自成体系。可张治中从黄埔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专事军事教育十多年，真正是桃李满天下，完全有条件、有资格去和何、陈争夺。但他却从不搞小派系、小组织，即使是“他的至亲，都不摆在自己领导范围内。他的胞弟张本舜原任吴忠信手下的新疆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治中一到新疆，就让他辞职离去。”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没有个人野心，这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中，他是独特的。蒋介石是一个权利欲极强的人，自己爬到最高位置后，必然要时刻提防来自周围的潜在的威胁。蒋介石对何应钦、张治中虽然都是从大革命起开始赏识、提拔和重用，但何由于在1928年蒋介石下野和1936年西安事变时，显露出了取而代之的野心，所以“蒋对张放心，对何防之，其根本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