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社会主义观(2)

　　立宪派与革命派论争得你死我活，作为精通法政的革命党领袖，宋教仁是这场大辩论中革命派的“主辩手”之一，就当时能否君主立宪、是否应当革命等问题全面反驳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但是，对于革命派主张的“社会主义”，他却出言慎重，后更有长文，其观点却与对手梁启超接近，甚至可说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了梁启超。

　　二

　　1906年，宋教仁在《民报》连发两篇长文，介绍社会主义。但这两篇都是译文，两编译文后，宋都附有译后短语略作说明。一篇是《一千九百○五年露国之革命》，译自日本的《日日新闻》，文章当然要说到俄国1905年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关系，但在译后语中，宋教仁并未谈此点，只是简略说现在尚不知俄国最后结局如何，强调俄国的和平请愿的各项要求能否实现的程度往往与暴力革命的程度成正比，只有在革命的压力下，俄国政府才有可能向和平请愿让步，而且和平请愿的要求最多也只能实现十之三四。然而，这次和平请愿被镇压，俄国可能难再有和平请愿的局面，所以，和平的改革与暴力的革命“此二方法之孰轻孰重，孰缓孰急，盖可见矣”。显然，他是从策略方面译介此文的，目的是反对中国的立宪派，强调没有革命的压力统治者不会主动改革，所以不能以改革反对革命。而且，如果改革被镇压，就只有革命一途了。对“社会主义”本身，宋未置一辞。

　　另一篇《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译自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分别对社会主义、社会党、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及社会主义运动史，作了介绍，是当时中国对此介绍最为详细的文章之一。但在译后语中，宋也未对社会主义、社会党做出赞成与否的评判，只是简单说“万国社会主义进行之势方兴未已”，“近日法国社会党两派已经复合，别生出‘社会主义与爱国心’之一问题，将来次期万国大会必为剧烈之争点。吾人暂搁笔，以试目候之焉可也。”

　　1911年初秋，《民报》已经停刊，《民立报》成为革命派的重要报纸，宋教仁出任主笔，8月13-14日，连载了他的《社会主义商榷》一文（此文收《宋教仁集》上，陈旭麓主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7－291页）。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论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与观点。文章第一句话即是：“近来国人往往唱社会主义，以为讲公理，好人道，进世界以太平，登群生于安乐，皆赖于兹。善哉，仁人之用心也！”但是，他马上说，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不有所疑虑：一，社会主义派别很多，必须搞清究竟实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二，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须认真对待。

　　之所以会产生社会主义，他分析说只因社会弊病太严重，具体而言是因为西欧工业发达，物质文明进步，产业制度发生大变革，但贫富差别加剧，不同阶层间不平等越来越严重，“于是向来所有平等自由之思想，益激急增盛，乃唱为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之说，而欲造成其所谓理想社会”。但是，社会主义思潮越发达澎湃、枝繁叶茂，就越是派别林立，他归纳为四大派。一，无政府主义，他称之为“无治主义”，主张完全废除国家；二，共产主义，主张资本及财产全部公有，他明确说：“各国之共产党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皆属此派”；三，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生产手段”由私有归公有，由社会或国家经营，“各国之社会民主党、劳动党、社会民主主义修正派皆属此派”；四，讲坛社会主义，主张只是对目前国家政策作部分调整，以改良“社会之恶点”，“各国之政府及政治家之主张社会政策者皆属此派”。他的概括基本准确，当时对社会主义能概括到此种程度，至为难得。

　　紧接着，他就对这四种“社会主义”做出细致分析，得出这四派中只有第一、第二，即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第三、第四，即社会民主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结论。

　　由此，他指出，若要实行社会主义，就是要实行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真正之社会主义”。他一直承认这种社会主义确是理想境界，但他强调、并提出了判断“主义”实行后果之好与坏的标准：“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也就是说，一个社会若实行某种主义，结果的“好”、“恶”并非由“主义”的宗旨、理论、理念、理想等主观因素决定，而是由社会现实来决定。一种主义只有符合社会客观条件，才会有好效果；如果社会客观现实不具备接受、实行这种主义的条件，“主义”再好，硬要实行，后果很可能为“恶”。“主义”实行的好与恶，应由客观的社会现实检验、决定，而不是相反。他在1911年就明确提出社会实践检验理论，而不是理论决定社会实践，不是社会现实要符合理论，确实难得。

　　此文的目的，在于商榷、质疑当时的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今假定行真正之社会主义（无治主义、共产主义）于中国，则其所生结果为何如？唱社会主义者果一计及之乎？”如果“吾国行真正社会主义而得良结果”，则必然是“吾国社会必已跻于不可不行无治、共产二主义之现状”、达到“能行无治、共产二主义之程度”；如果条件具备，“吾人乃竟一跃而达，其快乐固可知也”。然而，他的分析却表明，中国的现实远未达到这种程度，如果强行之，结果将极不理想：“吾人试想像此悲惨之状况，其亦不能不生恐怖之心者矣。噫，行社会主义结果之良恶如是！然则唱社会主义者，果有如何之观察，如何之推测，而以为将来必得如何之结果，且于中国前途必有如何之影响乎？此吾人所又不能不亟为商榷者也。”

　　当然，他生怕引人误会，认为他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所以在结尾强调：“夫吾人非反对社会主义者，吾人惟以为凡唱一主义，不可不精审其主义自己之性质与作用，并斟酌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以推定其将来所受之结果，夫如是乃可以坐言而起。故就己意所及，陈列其派别与将来之影响，以为研究之参考。世之有志于社会主义者，其当以为何如耶？”

　　宋教仁此文，至少有三个面相的意义。首先，“革命派”与“立宪派”一直在激烈论战，宋教仁此文观点恰与政敌梁启超完全相同，实际反对自己的“同党”，表明他对理论思考的认真、负责与持守，超越了党派之见。第二，他与梁，都不从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只是认为现实的中国这一“客体事物之现状”尚不具备推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持“阶段论”或“阶梯论”观点。从马克思在1881年3月提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起，尤其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进行了广泛实践，这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困扰了社会主义一个多世纪，进行了种种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迄今仍众说纷纭。最后，宋教仁与梁启超是两个不同阵营的代表性人物，但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接受社会主义。

　　宋以精通法政著称，但在分析能否推行社会主义时，并未从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方面稍作探讨、分析，自然而然地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儒家的“大同”联系起来。依然是在《社会主义商榷》中，他写道：如果将国家与私有制废除，“真正之自由平等因以享得，人类社会乃成太平大同之景象，古人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物弃于地，不必藏于己者，夫然后实现于今日”，这是“各国社会主义学者所拟之理想的社会而求之不得者”。宋氏此论，与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如出一辙，都“想当然”地从中国儒家学说中为现代社会主义找到内在联系。这种“想当然”不论是否正确恰恰说明，在他们的思想甚至潜意识中,二者相洽相容已是不证自明、无需证明、自然而然之理。或许，有人会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正确，有人会说他们对儒学的理解不正确，但中国近代史上这三位有巨大影响、深具代表性的思想家都这样理解儒学、这样理解社会主义，毕竟预示了在随后的“大时代”中，除了社会现实原因外，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至少，儒家思想为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对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