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的儒学因素(3)

　　西方经典模式当然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对西方经典模式的怀疑及其作用有限性的判断固然也自有其合理之处。问题在于，这种怀疑与判断是否必须凭借东方文明的智慧资源，也就是说东方文明的智慧资源是否能够真正消解西方经典模式之不足？这些今日看来并非难解的问题，在思想前驱者们那里委实引起不小的困惑。孙中山认为："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譬如黄老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列子所说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几千年了。从前俄国所行的，其实不是纯粹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斯主义。马克斯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 这里的牵强附会我们暂且不说，但其中国文明优越论的深层意识不仅无助于对西方经典模式的怀疑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而且实际上是在以一种落后的文明形态去抵抗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的熏染与冲击，表现出一种浓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旧时的中国一切皆好，"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这些固有的旧道德是什么呢？便是儒家伦理中的忠孝、仁爱、信义与和平。于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坚持到底，那就是儒家伦理加上欧美现代科学技术，"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用我们的才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 这种将体用分为两橛的认识，不仅明显具有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遗传性，而且实在说来主要还是无法彻底摆脱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是儒家文化优越感的现代延伸与发展，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浓厚的民族情结。

　　2、民权主义与民本思想

　　如果说儒家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负面作用还是比较明晰的话，那么，儒家思想中自古相传的民本意识在孙中山民权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则要复杂的多，既有其积极影响，也有其负面作用。

　　按照孙中山的自我评估，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有两大源头：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民本思想，一是欧美民主国的理论与实践。他说："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欧美诸国有实行民主立宪者，有行君主立宪者，其在民主立宪无论矣；即在君主立宪，亦为民权涨进君权退缩之结果，不过君主之遗迹犹未铲绝耳。余之从事革命，以为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为邦本，则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亡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犹或可暂安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 欧洲民主思想与实践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影响我们可以不必讨论，我们的兴奋点依然放在儒家思想对其民权主义思想形成的影响上。

　　儒家思想中的民本因素，确如孙中山所分析的那样源远流长，儒家学者对人文的关切也远迈其它民族的正统思想家和官方学者。而且从学术与政治的结合看，至少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已成为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学者也名正言顺地成为官方学者。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儒学的民本思想、民主因素并没有太大的损失与减弱，那么，何以在汉武帝之后的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既不能建立民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又不能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呢？尤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即便是到了明清之交有"天崩地解"之虞的非常时代，即便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承继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高喊"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宣称"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天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民主的呼声不可谓不高，然而丝毫无助于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建构，中国依然在旧有的轨道上持续运转了300余年，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借助于暴力手段，才第一次赶走极权政治象征的皇帝，但此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事实也同样表明，赶走了皇帝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体制的必然建立，有时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极权政治的恶果可能比那些名正言顺的皇帝还要严重得多。

　　这样说，我们当然无意于否认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作用，我们之所以如此追问的唯一原因，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既然在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无法推动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那么，孙中山凭借这种原已落后，且已被先进思想家斥为与现代生活严重不合的儒家智慧资源又怎能建立真正的现代民主呢？孙中山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那么又怎能指望我们真的相信呢？这里不仅关涉到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理解，而且关涉到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实质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