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的报刊思想新探(2)

　　继《中国日报》之后，孙中山创办的党报（刊）影响最大者当推“宣传革命之急先锋”《民报》。月刊《民报》系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同盟会总部的机关刊物，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日本东京。《民报》甫一出世，便光焰万丈、举世风靡，仅创刊号就重印了7次，发行1.7万多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誓言从此回荡在历史的夜空中。人大新闻的方汉奇教授说：孙中山对早期《民报》工作作过具体指导，并撰写《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的主张，要求把民主革命的思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从发刊词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办刊宗旨，首先，批评了保皇报刊对中国问题不能对症下药，指出拯救中国的道路；第二，从世界潮流出发，总结欧美社会变革的经验，提出惠民为基的三民主义思想；第三，论三民主义的本真涵义，指出惟有围绕三民主义充分发挥，才是办报的正确方向；第四，认为报界诸君乃舆论之母，报纸的天职是把精英的“革命之学说”、“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而生成舆论，此为孙的精英政治思想之一。《民报》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激烈论战，帮助读者摆脱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青年学子争相阅读，其宣传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强有力地吹响了革命的号角。

　　三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176种革命报刊。在当时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这些报刊揭露了满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组织了广大的革命队伍，加速了辛亥革命胜利的进程。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亦为革命报刊活动的兴奋时期。

　　据统计，1911年4月至10月间在国内继续发行和新出版的革命派报刊在70种以上，其中仅在上海一地新出版的报刊就有30多种。如此强大的宣传阵容，推波助澜，其作用显而易见。[4]对此，1912年4月12日，中山先生在《致武汉报界联合会函》中写道“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我报界诸公鼓吹宣导于前，尤望指引维持于后，俾我国民得所指南，是则文所属望于报界诸公者，愿以此为临别之赠言”。同月16日，孙先生在上海《民立报》之答词里曰：“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当月初，即4月6日，孙中山领导创办的以在华外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英文晚报《民国西报》(Republican Advocate)在上海创刊。此报是同盟会―国民党方面的重要对外宣传机关。[5]

　　1912年4月27日，孙先生在对粤报记者的演说中说：“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主张民国以后的报纸，不应再攻击政府。但同日，孙在广州与记者的谈话中又说：“忠告政界，属监督行政范围，自是正当之舆论，第不可轻信谣言，攻讦私德耳。”笔者认为，关于报刊和政府（界）之关系，孙中山的认识全面而科学。同年5月4日，孙在广州报界欢迎会的演说中如此论及舆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论，使全国人均晓然按价纳税及平均地权之大利，则百废无不举矣。”舆论即消除个人意见差异的、反映多数人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共同意见。[6]孙中山有鉴于舆论的强大影响，特别关注舆论是否一致，其论似可用“舆论归一”的思想概之。

　　1912年10月12日，上海报界公会举行集会，欢迎卸任总统孙中山。孙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开门见山地称“革命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今民国成立，尤赖报界有言责诸君，示政府以建设之方针，促国民一致之进行，而建设始可收美满之效果。故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鼓吹更不可少，是以今日有言责诸君所荷之责任甚重”。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机关刊物——《国民月刊》，1913年5月20日在沪创刊，孙中山作“出世辞”。[7]1916年10月13日，孙文在《致全国各同志函》中写道，“吾党于沪夙无完善之机关报，以至吾党之用心行事足以为国利民福者，世人莫或知之，虽有良善政策，无从宣达，以起国人之信仰，此最为缺憾者……现拟将徐朗西君所办之民意报，从事扩张，完全代表吾党意思，发挥吾党政纲。”但可惜的是因经费困难，中山先生的这一计划未能如愿。

　　四

　　“国父孙中山先生为近代中国最伟大之先觉，凡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初无有武力资源之凭藉，借赖其革命热情，发为言论，诉之同胞。早年在海外与保皇党言论战斗，苦口说服。同盟会既成，其机关报之《民报》，直接为辛亥革命之指导，自民国肇造，以迄先生之逝世。先生奋其精诚热烈之言论，教训国人，始终勿衰。故由报人立场论，中山先生为中国最伟大之主笔。”报刊评论家、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是这样评价孙先生的报刊与宣传思想的。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我国首个新闻学博士童兵说，被报界奉为“中国最伟大之主笔”的孙中山，其报刊宣传思想在中国之地位，自然无庸赘言。成为革命先驱之后的孙中山，首先把造成“党的喉舌”看作办报的主要目的。孙中山对于报刊的宣传功能有全面的认识。作为革命家和宣传家，孙中山非常重视宣传艺术和宣传原则；由于重视宣传，自然对舆论也看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