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挽刘道一》诗文考(2)

　　笔者所以相信汤教授上述文字叙事之真实性，是因为从汤增璧后以“揆掷”笔名写的、发表在《民报》第25号上之《刘道一》传里，不仅可了解到他与刘道一的密切关系，及其代孙撰挽刘烈士诗之思想动因，而且更可从中读到了该诗的意境内容，及发现传与诗这两者间在遣词造句之手法上，也颇多似同。如汤在该传中谈到刘道一发动洪江会首马福益参与筹划萍浏醴反清之役的经过，及此次大起义声震东南数省之影响时谓：“满洲入关越二百四十余载”，“丙午之冬，萍浏起义……为荡平涤扫之第一幕。其蓄积待发匪伊朝夕，提纲而挈领（者），马福益之原动力也”；“刘子与马氏携将之谊，以侠义论高风侠骨，以广义论戮力同仇。自初至卒，盖如火如荼之观矣。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物类相感缘以气合，而况豪杰之士乎！”他又说：“自马氏死后，而刘子尝胆卧薪，思所以自励声气，所敷雄冠佩剑之流，非读书谈道之士矣……力图光复，自马氏外稍知名者，悉为其所联合，且必期以切实进行”；“然其初也绿林之杰耳。谁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俾广胜揭竿之众，化为汤武仁义之师，盖荆楚激壮之徒也……而首推刘氏。”“曾几何时，鼓声腾东南半壁。福益盖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哉！”又如汤在该传中论及刘道一之广为交游，及其在起义中被捕牺牲是民主革命和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时说：刘在日本一遇见奇女侠秋瑾，就如在“风尘莽莽中”看到了一匹马，“望而知为神骏，斯人不亦伯乐之见哉”。刘烈士“忧国如痴，出自性成”，“为民党俊夫也”；“亡国之士，慷慨悲歌，兴国之士，飞扬特达。是故舍材智而言气节……刘子对簿时，其言曰 ‘士可杀，不可辱’。或艳称之谓：大丈夫当如是矣……鼎镬如饴，死而无悔，以气节著”，“余心契焉矣。”汤在文中还指出：“胡马南来，汉腊不祀。湖湘之间，材俊飚发，先后死事者，悉崭然露头角……英才卓犖、慷慨仗义有若刘道一”；“以刘子之年之茂，刘子之材之伟，所至倾盖声气广通，岂独郭林宗比哉。其将长城饮马，凌厉中原，成固掩迹郑洪，败也荆轲聂政之流也。中道殂落……刘子殆不瞑矣乎”；尚使“刘子而获逞，其于国家若何之建设，其于社会若何之改造，未可量也。”“三楚风云，群贤飞跃。惓怀曩昔，美丽壮盛，今不可得矣……是安忍言哉！”我们从以上的引文中，既可以读到《挽刘道一》诗中的思想内容，又能见到该诗里所用的一些词语，如“三楚”、“慷慨”、“谁与”、“斯人”、“马嘶北风”、“东南半壁”等。显然，无论从叙事内容之意境还是遣词造句的手法来看，皆可断定《挽刘道一》诗与《刘道一》传，是同出自汤增璧之手。

　　3、《挽刘道一》出自黄兴之手是讹传

　　在此笔者还想就以往人们关于黄兴与《挽刘道一》诗关系问题的两种说法，略抒己见。

　　第一，有人称该诗乃为黄兴代笔。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应是前文已提及的薛君度教授。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写的《纪念黄公克强并论辛亥革命》一文中谓：孙中山是不搞“吟诗填词”这一套的，台湾版“《国父全集》所载挽刘道一的诗，是黄公所作。坊间所出革命文艺书，有时也列为孙公之作，实误。”广东省社科院的黄彦先生也曾持此说。他在1980年读过《羊城晚报》当年3月5日所登杨伟群写的《孙中山的两首诗》（指《挽刘道一烈士》和《镇南关之役马上吟》）一文后，于是月末以读者名义写信给编辑部，对杨文内所叙两诗的作者提出了异议。其信内称：“七律《挽刘道一》是一九○七年二月三日在东京的同盟会为刘道一举行追悼会时，由孙中山署名送去的，但执笔的是黄兴。”他俩对此事都只说对了一半——诗由孙署名而非其所写，另一半说法——诗由黄兴代笔，则是错误的。其错就错在此臆想之说与史实不合。这可从两面来说明之：（一）从刘道一在长沙被捕遇害，到东京同盟会为他举行追悼会这段时间，黄兴根本不在东京，他不可能代孙中山写诗哀悼刘烈士。据可靠史料载称：黄兴是1907年1月5日离开东京“赴香港策划广东起义”的，到2月15日才返回东京。而如前文所述：刘揆一在东京获悉弟弟道一被捕（事发在1906年12月9日）之消息，是在1月12日。他随即于16日请求留日湖南同乡会诸人，联名致函湘抚为道一辩冤。5天后之22日，其得家书始知弟弟已在去年12月31日殉国。经刘揆一等之奔走联络，孙中山和同盟会本部遂于2月3日在东京为刘道一举行了追悼大会。黄兴这期间一直在香港公干，且对以上发生之事全不知情，他怎么可能代孙先生写挽诗呢？（二）黄兴稍后为刘道一所写之哀悼诗，与孙中山这首挽诗的意境和风格迥异，两诗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黄兴返抵东京得知刘道一在萍浏醴起义中为党牺牲之事后，曾与揆一“相抱痛哭曰：‘吾每计议革命，惟伊独能周详；且精通英语，辩才无碍，又为将来外交之绝好人才，奈何即死是役耶！’”他旋为刘烈士补作“七律一首哀挽之。诗云：‘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其诗之意境和风格，与孙中山署名的挽诗相去甚远：黄诗一唱三叹，回环往复，始终不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的悲怆主题；而前引之孙诗则由痛惜悲愤开始，到进而陡然转为升华，终至以激昂奔放作结，其主调不是消极悲怆，而是催人积极奋战。这两诗之意蕴格调如此不同，则它们之作者绝非同一人，事已明甚。

　　第二，汤钟琰在文中称其父代笔写此挽诗，是“黄兴奉孙中山之命属先严代撰的。”这种说法也无法成立。汤增璧曾在同盟会的宣传部门中任过重要职务，又在东京一度与黄兴同居一室，彼此之关系的确甚密切。不过诚如上述，汤代孙中山撰挽刘诗时，黄公根本就不在东京，孙先生绝不可能要远在香港的他去请汤代笔写诗。如果要说当时有人请汤为孙先生代笔的话，笔者推断那这个人应是刘揆一。因为揆一当时为悼念为国捐躯的胞弟，一方面积极筹划为之开追悼纪念会，另方面则一心想留下些缅怀亡弟的文字——他本人为此写下了一些悼祭胞弟的诗与文，其先后两三次找过湖南老乡、曾是华兴会发起人之一的章士钊，“言欲为其弟秉生作传”事，期间还托好友宋教仁去过章寓说项，结果章氏之回答是“不诺作”和“仍不应”；宋最后不想在刘为弟立传这件事上“重违其意，遂允之。”从刘揆一为替弟立传事多方奔劳，及其在开追悼会前曾与宋教仁一起去拜访过孙中山，再加上他兄弟俩又与汤增璧稔熟且颇有交情等种种迹象来看，笔者认为刘揆一找汤为孙先生代撰《挽刘道一》诗一首，是完全有可能且为顺理成章的事。顺便要提一下的是，宋教仁在刘揆一的催促下，虽于1907年2月21日“与之同拟定”了写刘道一传之“题目章法”，但一个月后他却受黄兴之命前“往满洲”联络“马贼”去了，故他先前“允诺”为刘道一作传之事终未兑现。汤增璧1910年为刘道一写传，很可能也与受了刘揆一之托有关，为的是帮他了却这几年来的一大心愿。

　　在此要补说几句话，汤增璧为何乐意接受代撰挽诗和写烈士传的任务呢？事实上，受人之托只是汤代孙撰《挽刘道一》诗及为刘烈士作传的外因，其内因才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这两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汤与刘氏兄弟间之深厚交谊决定的。汤钟琰在回忆中说：“据先严云，他与刘道一刘揆一兄弟友谊颇厚；刘道一就义后，他曾在《民报》撰《刘道一传》……”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从汤所撰之《刘道一》中，完全可以看到其与刘道一间的革命友谊和密切关系：他在该传之“绪论”里说到与刘道一之深交，及刘子和杨卓林死义的价值时谓：“刘子居日本，论交慷慨，为国仓皇，盖余心契焉”；“悲夫，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旧游如梦，望断征鸿，刘杨二子侠骨固有余馨也。”他在谈到自己对刘等死难同志的追思缅怀之情时说：“余悲刘子之材智而不寿也”，“惟余知交零落，心折二子如是终焉，余悲何及？”“屈原大招之赋，庾信思旧之篇，不足尽吾哀也！”他在论及为刘烈士写诗作传之缘故与目的时，还用《诗·小雅》中“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之典，来说明这是为了悼念仙逝的革命兄弟。其文曰：“朔风凄紧，落日荒凉，有楼滨海，有潮声呜咽于下……客来道，刘子生前瑰奇，死后悽恻，脊令之苦声也。余为记之”；“综厥生平以告于世，杀胡儿之魄，而慰在天之灵。余也后死，责何能贷？”正是以上字里行间洋溢出来的内心缅怀刘道一烈士的这种革命兄弟情谊，促使汤增璧欣然命笔，代孙中山先生写就了哀而不伤、由悲转奋、豪情满纸的《挽刘道一》诗，并且还在以后出版之《民报》上公开发表了《刘道一传》——遗憾的是该传并未写完，《民报》就停版了，以致我们再也无法读到其全文。

　　综观前文所述可知，身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留给后人之唯一诗篇《挽刘道一》，是由同盟会员汤增璧代撰好后，自己署名送给刘烈士的。其本人并不会写诗，也不曾写过诗文。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