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挽刘道一》诗文考

　　在孙中山的巨著中，留下了唯一的一首诗《挽刘道一》：“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堪，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此诗引发了关于他是不是诗人之议。为彻底弄清此问题，有必要考察该诗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它的真正撰写者是谁？笔者拟对此问题略抒管见，以使读者了解其中之原委。

　　1、孙中山坦诚表白自己“不能为诗”

　　由孙中山署名的《挽刘道一》诗，毫无疑问应属于其著述之一。故国民党人先后编辑出版的《总理全集》与《国父全集》，及大陆学者编辑（撰）出版的《孙中山全集》与《孙中山年谱长编》，都收入了这首诗。一些人据此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孙中山是位诗人。如有人说：“世人皆知孙是革命家和政治家”，但却“很少人知道他善诗”；或谓“我记得柳亚子生前亦认为孙先生是一位诗人”——他在1944年5月5日写于桂林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孙先生能做诗（指《挽刘道一》），而且还喜欢谈诗，难道还不能算一个诗人吗？”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指出孙中山不善诗，其一生未曾写过诗。如毕生追随孙的胡汉民曾说：“余生平未睹先生所为诗”；美籍华人学者薛君度教授也指出：“吟诗填词，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习惯，孙中山是不搞这一套的。”在上述这场争议中，显然后一种意见才符合史实。

　　揆诸历史事实，孙中山先生是不善诗的。对于这一点，他早在1897年与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进行笔谈时，就坦白地说过“弟不能为诗”之话。此说并非谦语。众所周知，孙中山年轻时的读书生活，主要是在檀香山和香港两地特别是后者度过的，其所接受的是西方文化的系统教育。在此之前，他只幼年时在家乡翠亨村念了几年私塾，受过一点儒学传统教育，这不过是启蒙性质，所学之程度不深。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古诗词的格律音韵等并无研究，甚至对之还弄不懂，故他自谓“不能为诗”当是事实。其留给后人的大量文字宝库中仅有一首诗，这件事本身就是证明。现有资料充分证实，孙先生的《挽刘道一》这首诗，是请人代撰而由其署名的。这就是说，作为20世纪旷世伟人的孙中山不是诗人。

　　2、《挽刘道一》诗的代撰人为汤增璧

　　《挽刘道一》诗的著作权属于孙中山，此早已为人们所认同。不过，该诗为孙请人代笔也是事实。大陆学界的孙中山全集及其年谱长编之编辑（撰）者，早已关注到了这问题：如果说1981年版《孙中山全集》第1卷之编者，在收入《挽刘道一诗》时已在页下注里指出：“一说该诗为他人执笔，待考”的话，那么在10年后出版《孙中山年谱长编》时，其编撰者就在1907年2月3日条目的注中明确说明：“据汤钟琰记述，此诗为乃父汤增璧（揆郑）代拟。”从目前所见资料与论著来看，年谱长编取汤说是与史实相符的做法。

　　其一，汤钟琰教授在介绍家父之生平行谊时谓：“父亲汤增璧，字公介，1881年生于江西萍乡，出身逊清秀才” ，为清末“应童子试……的最后一届”，“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因此“他诗文……写得很好”。其还指出：家父“弱冠入南京两江师范，旋以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法律”，“留日时期为1904至1910年间，当不致有误”；他“1905年得黄兴宋教仁绍介，参加中国同盟会，并佐章太炎氏主编该会会刊《民报》及《民报》出至二十三期主编人又归章枚叔（即章太炎），而以汤公介副之。”汤教授以上的这些文字，就是为了说明先严增璧是一位考取过科举功名之生员，又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之一。无论是由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与文字能力方面观之，还是从他与同盟会领导者的公交私谊关系上来看，他都能为孙中山代撰挽诗哀悼刘道一烈士。

　　其二，汤钟琰在论文中提出了乃父增璧代孙中山撰《挽刘道一》诗稿的两项证据：一为实物证据，一为文字证据。其文在叙及实物证据时谓：父亲自辛亥前一年由日本归国后，先后在北京、长沙、萍乡、南昌、南京等地工作过，半生飘泊之境遇均不佳。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他通过《民报》早期负责人、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要职之胡汉民的关系，才以“党国元老”（老同盟会会员）身份，在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内任编纂，从而使生活得以安定下来并有了保障。“大概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闲职，父亲忽来雅兴，把几幅旧得发霉的名人字画重新裱糊一下，使（家里）那个小客厅顿时装璜得焕然一新。”在这些被裱之字画中，有一幅是老同盟会会员、《民报》前期负责人张继的“手写行书横幅，内容是父亲代撰的孙中山先生挽刘道一诗一首：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堪，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他在横幅中书写完这首七律诗之后，“落款为‘右公介仁兄代总理挽刘道一诗，沧州溥泉张继敬书’”等字。汤文在谈到该字幅之由来时还指出：“因此诗系中山先生署名，故当时流传颇广。大概先严担心埋没了自己代撰的功绩，故请知情人如张继者书此条幅以证之。” 汤教授又在文中叙及家父代孙撰诗的文字证据。其写道：“1941年我在重庆教书时，见到官办的正中书局出了一本《革命诗文选》，其中属于孙中山先生名下的，亦列有此诗。父亲看了后找出张继的条幅，叫人拍了照，写了一封信给正中书局转给编者，但似乎没有下文。”他又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由渝返宁，家严曾任职于南京中华民国国史馆，“1948年5月殁于国史馆纂修任内”；国史馆在为汤增璧病逝所发出的《讣告》及其所附“行状”中，也讲到了他曾为孙中山代撰《挽刘道一》诗之事，记得内有“‘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句，一时传诵士林……所指本此。”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找到张继为汤增璧所写条幅之实物，也不可能见到汤增璧本人写给正中书局的书信，及国史馆在他死后发出的《讣告》等文字，但笔者觉得汤钟琰在文中忆述家父这3件事的有关文字，应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