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视角：辛亥革命世界意义新认知

　　前言

        长期以来，学界对辛亥革命世界意义的研究相对较弱且多是述而不论，很少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这是对这场世界革命运动研究的明显不足。本文试以越南为视角论述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从中国与越南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友谊和现实国情等方面对其分析，并提出新的认知。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亚洲民族觉醒的发展顶点，[1](p29)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借助世界潮流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社会进步运动。这场运动及其理论，引起世界关注，如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民生主义》的前半部分被国外译成法文，刊载于7月11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7月13日，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独立杂志》将其讲话的前半部分译成英文刊出。7月15日又被从法文译成俄文，刊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涅瓦明星报》上，[2](p461)同时刊出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民粹主义》，文中对孙高度赞扬，“孙中山的纲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3](p427)因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其革命思想影响着世界。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认识到反帝斗争和发动工农的重要性，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大《宣言》通过后，孙发表了《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的演说：“这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此次我们通过的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至于对外的责任，又要反对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4](p125-126)孙在晚年发表的“大亚洲主义”的讲话为亚洲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普遍接受。他宣传“亚洲全部的民族联络起来，然后亚洲全部民族的独立运动才可以成功。”[5](p403)他提出了为被压迫民族“打不平”、“以王道为基础”、“对西方霸道的文化，亦即‘求一切民众和平、平等、解放的文化’”，并把这种文化作为“大亚洲主义”的核心问题。[5](p407)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及其建立的同盟会和发动的辛亥革命对20世纪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极大。这些影响在越南尤为明显、直接而深刻。笔者现以越南为例来简单论述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辛亥革命对越南的影响

        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孙中山常年奔波海外，足迹踏遍亚、欧及北美洲。尤其是越南，几乎成了孙先生在20世纪头10年里革命活动的基地。据越南史学家杨中国统计，此时期孙中山到越南5次，[6]时间最短的一次是两个星期，最长的达1年多。[7](p70)孙中山的足迹、革命事业和三民主义给越南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极大地推动了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

         1.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对越南的影响。

        1905年，越南华侨在西贡堤岸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该组织除了援助广东、广西和云南的革命活动外，还在越南南部宣传革命和三民主义思想。[8](p49)1907年3月，孙中山公开在河内成立中国同盟会住所，并以越南为根据地配合越南的民主爱国力量组织兵力，在中越边境策划和领导了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云南河口等4次起义。为达到起义的目的，孙积极召集越南的起义力量，并与许多越南的爱国者建立了联系，如黄花探、河内东京义塾里的士大夫阮权等，以商量配合作战的事宜。孙还亲自到太平与陈庭立巡抚会面。[7](p70)在共同努力下，孙召集到几千人的力量，起义得以进行。

        组织如此规模的武装起义，耗资达10多万元，孙中山积极争取越南志士，特别是在越华侨的募捐和支持。在堤岸和西贡，黄景南等人倾其所有财产用于帮助起义军招募士兵及各项活动支出。[7](p70)据陈良老人回忆，在西贡，一个晚上“就募集到三万五千元”。[9](p34)在西贡的大商家如李卓锋、滕积秋、马培生等每人都捐助上万元。孙中山评价说：“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事情。”[10](p234)孙在越南的影响还集中体现在和潘佩珠领导的越南革命党之间的友谊上。

        潘佩珠是近代越南民族民主革命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民族民主革命激进派的领袖，他的政治思想和革命主张是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法国殖民者的统治，组织并领导了越南维新会、东游运动和越南光复会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30年间越南民族革命的灵魂。[11](p135)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给潘佩珠所领导的越南革命以极大的关心和帮助。从潘佩珠东游运动失败(1908年)后到被法国密探绑架(1925年)前，越南革命党的几乎所有革命活动都是在中国革命党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的，越南光复会成立后，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活动的。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成为越南革命的大本营、大后方。[12](p358)

        早在1907年，孙中山、黄兴在越南河内向“东京义塾”的创办人表示“一旦灭清复汉大事告成，不论越南兄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中国革命党人都将给予”。[13](p138)事实证明，中国革命党人以后正是这样做的。1912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潘佩珠从广州到南京，受到孙中山的盛情接待。孙邀潘参加了第一次国会参议会旁听，随后委托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长的黄兴与潘具体商谈援越事宜。黄兴坦诚地告诉潘“我国援越实为我辈不可辞之义务，然此事谋即尚属太早，仅所能为诸君之法，送派留学生入我国学堂或入我国军营，储备人材，以待时机”。[12](p359)黄兴又专门把粤督胡汉民介绍给潘佩珠，并嘱胡安排越南留华学生事宜。不久后，大批越南进步青年进入了中国国民政府开办的各类院校学习，其学费生活费全由国民政府承担。对此，潘十分感慨地说：“若我党者，入北京士官学校，入广西陆军学校，入广东军官学校，教之、养之、保全之，毫无所吝。华人对我，其感情不亦厚乎！”[12](p359)当潘从南京返回广州途经上海时，又受到都督陈其美的热情接待和慷慨资助，陈一次赠给潘银元4000元和军用炸弹30颗。潘十分感动地表示“陈君之恩，实刻骨不能忘也！”[12](p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