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传（连载七）(2)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东北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撤销驻朝办事处。朱理治奉命带领部分人员回团，留驻朝鲜的部分人员在原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朱理治回国后，又奉命在哈尔滨组建了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由李富春兼任，朱理治任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同年底，他随陈云同志接收沈阳，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以后，他又担任东北银行总经理兼总会计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他在这一阶段工作中，由于原来中央西北局的那位主要领导人高岗又成为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使他重陷逆境。特别是当他表态支持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关于将关外货币与全国货币统一的意见后，更加得罪了企图将东北变成独立王国的高岗，使他在东北局会议上被点名批判，遭受新的打击。但他任劳任怨，一切从大局出发，认真负责，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如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时，既要支援南下部队的供给，又要领导后方的生产，还要负责接收新解放的城市，工作千头万绪，但他抓得紧，事事办得有条不紊。他担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时，处里人手很紧，他不顾困难和疲劳，从早到晚不休息地一个个解决问题。一次，上级批了800万元炮兵装备款，他亲自审查预算，只用了200万元就解决了问题。他主持东北银行时建立的划拨清算制度，直到今天仍在行使。他在东北银行和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为东北解放后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八）

　　1951年6月，朱理治离开东北，调到中央人民政府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和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李富春对全国各个系统、各条战线的国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他做了大量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清了新中国的“家底”，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了翔实的资料。1952年1月，他任中财委物资分配局局长，直到1953年8月。在此期间，他领导物资分配局，编制了1952年及1953年全国物资分配年度计划，基本上保证了生产、基建及国防生产资料的供应；初步建立了根据物资平衡表决定进口计划和国家储备计划的制度，解决了物资生产供应和进口、储备方面的混乱现象。同时，他还领导了当时中财委计划局、私营企业局和物资分配局三个局的“三反”运动，代表中财委去满洲里解决了物资错发错运问题，主持编制了1953年全国工农运输业的生产基建控制数字和全国统一的调拨价格，具体组织了全国清产核资的结束工作。所有这些，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4年4月，朱理治调任交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1957年4月，他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0年8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1965年改任书记）兼华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在这些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尽心尽职，注意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告和文章，为我国的海陆交通建设和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海河流域的治理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在经济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1959年，他在调查河南、陕西的工业建设情况后，向中央写信提出：建立“小洋群”基地，要看矿石和煤炭的质量，还要看和它们的距离；目前全国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许多重点项目反而得不到材料。一次，他在国务院会议上发言，说像现在这样用土法炼钢得不偿失。坐在他旁边的同志担心他被抓辫子，忙拉他的衣角示意他不要再说。但他没有理会，还是照直说下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朱理治因患肝炎住院，造反派还是横加各种罪名，把他揪出批斗，反复抄家，勒令他写“交代”材料并封了他的卧室，让他住“牛棚”、当苦工、进“干校”。但他身处逆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仅没有动摇，相反更加坚定。一次挤公共汽车，他被人撞倒。有位老熟人看他几十年为革命操劳，不计较个人得失，却屡遭打击，为他鸣不平。他却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受点委屈没有什么，重要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这倒是我们应多加关心的。”他还教育自己的孩子说，要求入党，就要端正入党动机，动机不端正就不要急于入党。

　　1975年初，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四人帮”把持下的中组部把朱理治分配到河北省，却又不安排任何职务，一些人便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处处给他难堪。面对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朱理治从不计较。过去的一位老同事半开玩笑说：“在其位，谋其政，没给你个头衔，怎么抓工作？”他说：“我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也要工作。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当官的。”他怀着一腔革命激情，拼着老命干，不安排工作，就自己找工作干，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深入城乡，搞调查研究。他说：“老了骑快马，还要紧加鞭，趁腿脚还利索，多跑跑，多干点事。”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直到1975年5月，朱理治才被任命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凭着自己的党性，更加积极地到处奔波。据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从朱理治1975年初到河北，至1978年初因患癌症离开河北的三年中，他共下乡370多天，听取了近60个地、市、县委的汇报，参观考察了250个工矿企业和四五十个生产队，察看了十多个水库、洼淀，走遍了河北的所有地区和大部分县。全省几十处大型矿山他几乎都看了一遍，还下到井下看望工人，进行调查。为了发展河北省的冶金工业，他认真的考察从勘探设计到建矿、开采、粉碎、洗选、冶炼、轧材等全过程，与国内外的先进技术、效益水平等进行对比，向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1977年年底，朱理治已患癌症，体力明显下降，但他还是不顾长途奔波，去济南参加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到烟台、潍坊、泰安等地参观学习。后来在住院期间，还关心河北省的农业机械化工作。河北省的干部说：朱理治为河北的冶金工业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操尽了心，出尽了力。今天河北省的经济繁荣，有他的一份心血。

　　朱理治在河北工作的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年，也是他为党为人民勤恳工作的三年。这三年，使人们看到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他旗帜鲜明，不回避矛盾，不隐讳观点，更不阿谀奉承，随声附和。对同志，对下属，他从政治到生活，热情关怀，对自己的子女则是严格要求，不搞特殊。他平日住在办公室，有时散会晚了，食堂关了门，他就吃饼干。孩子们从老远的地方来探望他，他让孩子和大家一起到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吃，走时坐公共汽车走。北京家里冬天暖气的问题解决不了，他就生炉子，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清正廉洁和坦荡无私的情怀。

　　1978年3月，朱理治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国务院有关领导正在考虑调他到中央从事财经工作，但不幸的是，这时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在他病危期间，陈云、王震、余秋里、程子华、季方、陈慕华等同志都赶到医院看望。4月9日上午9点45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儿子，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朱理治的一颗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朱理治逝世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康克清等送了花圈，李先念、王震、谷牧、粟裕、胡耀邦、程子华、胡乔木等生前友好和朱理治工作过的单位代表近千人参加了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把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老共产党员。

　　朱理治是通过先学习、研究、信仰马克思主义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尽管他一生历尽坎坷，却义无反顾，始终不渝，一直保持共产党人思想上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正如悼词中指出的：“朱理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他努力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群众，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致力于东北的经济工作和政权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卓著。”“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埋头苦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