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传（连载七）

　　（七）

　　1945年4月，朱理治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同年10月，奉命奔赴东北解放区。1946年2月初，他到达被东北民主联军刚刚占领的洮南，担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同年5月，他奉命到被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不久的哈尔滨，担任中共北满分局秘书长。为沟通南满与北满、关内与关外的联系，中共中央东北局确定了“争取以朝鲜北部为隐蔽后方，支援南满作战”的方针，指派朱理治和肖劲光于1946年7月先去大连筹集物资，布置军工生产，然后赶赴朝鲜，在朝鲜平壤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9月，肖劲光奉调回国，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的全权代表，领导办事处工作。

　　办事处地址在平壤大同江西岸钗贯里一○四番地，对外公开称平壤利民公司。为适应当时工作的需要，在朝鲜境内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城镇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了分办事处。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第一，做好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第二，借道朝鲜沟通南北满，以及大连和其他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第三，在朝鲜寻求援助和采购作战物资；第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促进经济贸易往来；第五，协同朝鲜劳动党作好华侨工作。

　　办事处的建立，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在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南满对敌斗争，坚决有效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取得解放全东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完成了伤病员的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自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从安东、通化撤退，到1947年6月安东通化收复，先后曾有18万余名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85％的战略物资（2万余吨）转移到鸭绿江以东，这些物资后来几乎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

　　其次，完成了物资转运和过境人员的输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的9个月内，通过朝鲜北部转移和交流的物资如粮食、煤炭、食盐、布匹和其他工业品达52万余吨，过境人员2万余人。国民党184师海城起义后的官兵，就是通过朝鲜去北满整顿的。不少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如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也都是取道香港经朝鲜转哈尔滨到北平的。至于因事途经朝鲜的中共领导人如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蔡畅、李立三、伍修权、滕代远等就更多了。这条走廊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国际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1947年陈家康去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也是由大连去朝鲜的南浦经哈尔滨取道莫斯科到布拉格的。

　　第三，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朝鲜是日军侵华的跳板和军火库，日军投降后在那里留下了不少战略物资。办事处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先后从朝鲜接运了2000多车皮的作战物资，其中包括甘油炸药、雷管、导火线、发射药和弹头等。在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就是朱理治向金日成要的12个车皮，以后刘亚楼、朱瑞等也都要了许多车皮的作战物资。朱理治还根据金日成的建议，向苏军要了“一批礼品”。

　　第四，建立和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两年来，双方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对于鸭绿江共同船行、中国使用水丰电厂电力，以及两国通邮、通电等合作互助项目，都获得了圆满解决，先后签订了二十几个协定。按照协定，双方在物资上互通有无和互相支援，如中方供朝

　　方以粮食、烟煤和民用必需品，朝方供应中方以硫酸和硝酸、甘油炸药等军用品和水产品、民用品等。

　　第五，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好华侨工作。经过朱理治与朝方商量，朝方决定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道党委设立侨务委员会，朝鲜方面派人任主任，中国方面派人任秘书长；并决定在平壤成立华侨联合总会，在道和郡成立分会，以取代国民党的旧中华商会。当时，朝鲜北部有华侨2万多人，以种菜和开饭馆居多。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和旧中国的影响，少数上层人物思想很复杂，对朝鲜人民有很深的民族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有戒心。华侨联合会通过举办华侨报纸和华语广播，创办华侨中小学教师训练班、积极分子训练班，组织华侨到中国东北参观、慰问等活动，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深入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和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广大华侨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与朝鲜人民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不少华侨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有的回国参加了祖国建设。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北部成为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后方，是与朱理治的工作分不开的。办事处是中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特定历史任务而派驻国外的临时代表机构，所执行的任务广泛、复杂，实际上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这在中共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经验。当时，在朝鲜工作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思想认识很不一致，朱理治一开始就着重抓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明确提出：“对朝鲜外交的总方针应当根据中央总的原则，力求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合作、互助，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由于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确定的总原则，边工作，边总结经验，使办事处的工作不仅起到了支援南满作战的作用，而且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与合作，胜利完成了党交付的这一特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