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是我的再生之日(3)
辛亥革命网 2014-10-08 08:54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口述：姚昆田 采访整理：梁建刚 包雨朦 查看：
自此以后，我越来越多地参加到民主爱国学生运动中去了。尽管时间过去了将近70年，那段经历仍历历在目。1946年1月13日，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和各界群众约1万余人，在玉佛寺公祭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4位青年烈士，在公祭主席团中，我看到了柳亚子、马叙伦和郑振铎，这3位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柳、郑两位还原来就认识。
1946年6月，我参加了“六·二三”反内战请愿，以马叙伦等为首的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被暴徒殴打，我们在沪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游行。还有1947年元旦，我刚进大学，便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的万人大游行……这样积极，当然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关注。当时我住在巨籁达路（现名巨鹿路）820弄的“景华新?”，据我所知，当时不少国民党高官亲属（如王宠惠、俞大维等）都在此有住宅，估计也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暗设于此。
一天傍晚，我看到家里信箱内放着一封信，信上写着我的名字，没贴邮票，显然是有人偷偷塞进信箱的。我一拆开，便看到一张信纸内夹着两颗没用过的子弹，信纸上写着两行字，大意是警告我，若再参加反政府活动，那么这两颗子弹是认得我的。
起初，我有些意外，但也没觉得怎么可怕。但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我在北京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工作时，一天我所在单位的支部书记专门来找我，说上海某单位派来外调人员，并拿出一封信，问我是否认识信上写着一个肃反对象的姓名，我想了好久，如实回答不认识。
我们书记却告诉我，此人后来交代，曾在解放前将我列入逮捕名单并已有计划，准备将我秘密抓到后立即装入麻袋再丢入海中。
若不是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比他们预料得要早，我早已葬身大海了。躲过大劫，我又惊又喜，上海的解放，真可说是我的再生之日。这是当年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啊。
藏书献国
中国革命的成功，有着各个阶级爱国人士共同的努力。对我家来说，父亲多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孙中山去世后，父亲不愿意参与政治，办教育、大量买书，就是因为他担心中国传统古书流到国外，想以个人之力为传统保护尽一份力。
在我的老家，父亲分门别类放置着统一规格的书架和书橱，陈列着以线装书为主的各种古今书籍。之后，书籍越聚越多，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家乡沦陷为止，父亲聚存在这座“家庭综合图书馆”内的书籍总数（不包括各种报刊）当在10万卷以上。父亲为管理这10万卷书花了大量心血。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不停地用正楷一笔不苟地，写各种书籍的题记、序跋并编写书籍目录。在节令变化时，为了防潮、防晒、防蛀，还得细微地去做书籍的各种清洁保护工作。1925年，父亲创建了当地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张堰图书馆。
上海解放后，城乡社会初步安定，我和家人商议后，决定上书陈老总，将父亲生前的数万卷古籍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请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受。
我知道，陈老总早年留法勤工俭学，非常珍惜中国传统文化并擅古典诗词，当年在新四军中与李一氓等还在淮北解放区办过诗社，且请了身在国民党管区的柳亚子当社长。我还知道他读过我父亲在辛亥革命之初写的《淮南社叙》等文章，我估计他会知道我们家的事。
没想到，很快我们便收到了陈老总的回信，除了感谢，还提出要我不用全捐，可以自己保留几本作为纪念。我回信表示，愿意全部捐出。陈老总又希望能给一些奖金，我也分文不收。最后，陈老总表示，由他亲自写几句话，送给我们作为一种永恒的纪念。
后来陈老总就用文言撰写了一篇短文，并有意识地请我父亲生前老友、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缮写，文章对我们全家此举作了一番高度表扬，当时上海大小报纸对此都有记述和报导。文化界老前辈们，如张元济、叶恭绰、柳诒征等都专门撰文写诗记叙其事。
当时，上海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史馆等均未成立，这件事，正如陈老总与其他文化界前辈在诗文中所言，在上海刚解放起到了最早最先在文化界的带头示范作用。
之后，陈老总又请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委徐森玉，与我们郑重地签署了《金山姚氏捐赠所藏书约》。当时已经六九高龄的徐森玉老人，比我长46岁，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就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抗战期间蛰居上海，与张元济、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我父亲也参与其事，他与我父亲当然也是多年故旧。现在由一位比我父亲还年长10岁的前辈国学大家，与我们弟兄签署这个有导向价值的协议，不仅令我们家人感动，更对当年的文化界产生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