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是我的再生之日(2)
辛亥革命网 2014-10-08 08:54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口述：姚昆田 采访整理：梁建刚 包雨朦 查看：
结识陈老总
照片里的事，发生在1949年11月10日。
那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个半月，上海开始了对全市各行各业的全面改造，真是百废俱兴的时期，全市各高校的首届学生代表大会也就在这时召开，充分说明了党对学校教育和对青年学生工作的重视和关怀。
至于为什么选在光华大学，我想与它的爱国反帝传统分不开，光华大学是在1925年6月3日，在著名的“五卅”爱国运动时期，为抗议抵制圣约翰大学的外国校长侮辱我国国旗国格，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自发组建的一所大学。
照片里的那一天，对我来说，特别意外而开心。大会召开前夕，学校当时尚未公开的党支部负责人在一次会议后告诉我，要我当天在陈老总来学校期间，作为临时接待员兼保卫员。虽然他们一行中也有便衣警卫员，但是毕竟对校园环境不熟悉，而且警卫员不进开会会场，所以要我在前襟别上了一个与会代表的识别标志。
记得那一天，随陈老总一起来的，还有几位我党著名的领导人，比如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潘汉年（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还有就是光华大学老校友周而复（当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他就是在抗战爆发后从母校投奔解放区参加新四军的。开会那天，我有幸和他们一一握手。
那一天的大会上，陈毅市长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现在让我仍印象深刻。我记得他大致提到，在我们缔造新中国的漫长道路和推翻腐败政权的血和火的斗争中，像上海这样鱼龙混杂的国际大都市，虽然见不到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场面，然而始终存在着第二条战线，也可称为隐蔽战线。其中前仆后继、高潮迭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历来包括着各个学校的爱国师生，他们作出过重大贡献与巨大牺牲，这是新中国民主革命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当时听了，都感到这样一个观点与论证非常有感染力而又新鲜，令大家备受鼓舞。
会后不久，我就被全校同学选举为光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并进入大学校务委员会担任委员。我记得，随后新的教师工会也成立了，老师们选举了深孚众望的吕思勉教授为工会主席。
这个校务委员会，最早做到了老中青三结合，那年吕教授已是65岁，年龄几乎是我的3倍，但我们师生之间非常亲切。
在上海解放前夕，社会环境十分混乱，教师教课与学生上课都极不正常，解放之后，形势才渐渐稳定下来。
记得当年，我在学校读的是外文系，与我最密切的是曹未风老师，他比我大16岁，早年留学英国，翻译过莎士比亚的20多部剧本，上课时他讲授英诗和欧美名著，课堂上全部是用英语讲解。可他常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盯梢，没法好好教书。记得有一次，他没来上课，我和同学干脆去看电影，没想竟与他在电影院不期而遇，两边相视，会心一笑。
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曹未风是共产党员。半年后我调到北京工作，得知他不久后也调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担任高教局副局长，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每次回忆上海解放前后的学生生活，总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底。当时由时代所促成的一种革命师生关系，不仅教学相亲，更珍贵的是相互政治观点的契合和人生目标追求上的一致，这尤为令人珍惜、怀念。
生死考验
1949年上海一解放，我是在校大学生中最早一批加入共产党的。
我自知，像我这样出身的家庭成份，没有经过长期的考察与考验是入不了党的。当年，我的入党第一介绍人是地下党支部书记高淑珍，还有一位是地下党支部宣教委员陈一飞，著名教育家陈鹤琴的儿子。
当时写入党申请书后，高淑珍特地指着我填的出身成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严肃地回答，这是实事求是。我的出身的确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日后的人生目标和政治观点趋向。我出生于江南著名的文化世家。我的父亲姚石子，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负责人之一，这一团体里涌现了不少进步人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柳亚子。
我父亲始终讨厌蒋介石，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我父亲却秘密掩护并资助了被蒋介石追捕的许多在他心目中的好人，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我从小听到接触到的这些，对我是有影响的。
1943年，我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求学，当时上海已成“孤岛”，中共的地下活动更趋隐蔽，而我却进入了共产党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工人子弟夜校，担任小学义务语文教师。此事起初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但有一个下雨天的晚上，他看到我撑着雨伞要出去，我告诉他去小学教书，他听了并不诧异，只嘱我路上乘电车要小心。
可惜的是，我父亲于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不幸因病去世，这对我人生的打击是无比沉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