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共和的历程：辛亥革命功绩不可磨灭
辛亥革命网 2010-03-22 00:0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龚书铎 李文海 查看：
中国走向共和，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显得有些遥远，但这场历史性巨变对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不了解它就很难了解今天中国的由来，以至人们至今依然时常回顾它，谈论它。
谈论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场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大浪潮的到来，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
那么，将近一个世纪前的这场历史性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上个世纪之交，中华民族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大大加快了这种沉沦的步伐。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几代中国人的心头。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二十世纪初到日本留学的鲁迅也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当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项任务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如果把二十世纪分为两半，前半个世纪，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前一个任务；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所努力实现的是后一个任务，直到现在我们仍在为此而继续奋斗。
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经历过艰难的求索。
十九世纪后半期，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曾经打出“自强”“求富”的旗号，发动“洋务运动”，开始兴办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这些活动，对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资产阶级社会观念在中国的催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少人对它也有殷切的期待。但是，洋务派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使他们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一条根本原则是不但不允许这些活动超越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雷池一步，而且要用它来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秩序。封建官场的腐败更是充斥在这些活动中。这就注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做到“自强”和“求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用事实宣告这个运动的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既肯定洋务派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所起的“筚路开山”作用，又尖锐地批评他们“根本不净，百事皆非”。这里所说的“根本”，就是坚持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根本立场。
维新派懂得发展经济和文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条件。他们首先致力于政治的革新，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力图对封建专制政治进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如此软弱，以至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残酷镇压下，顷刻瓦解，一败涂地。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回避对当时掌握着最高统治权力的一些人物的历史评价。例如，对于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应该怎么看？对于十九世纪后期实际掌握清王朝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又怎么看？不弄清楚这些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很难对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面貌有确切的了解。
我们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儿好事。可是，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代表，慈禧决不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慈禧尽心竭力维护的是“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这个时候，“大清王朝”已经走到末日，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我们决不能把“朝廷”同“国家”混同起来，以为一心致力于巩固和维护“大清王朝”就是梦想着实现“国富民强”。“国家”和“朝廷”有一致的一面，又有根本的区别。对清朝政府来说，有时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以至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时人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记载：甲午战败，有人在城门上贴出一联：“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不久，又有一联：“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不仅急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且竟在煌煌上谕中写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样不顾脸面的话，听凭列强予取予求，使当时许多爱国者感到蒙受奇耻大辱。这哪里谈得上是追求“国富民强”？
难怪连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要指出：国家与朝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爱国必先自区分国家与朝廷始”。至于革命派的陈天华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作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作对，要把我们当做谋反叛逆的杀了。”“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的利益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那么，民众自然也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救亡斗争同反对清朝政府紧紧联结在一起。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