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武昌为“首义”(3)
辛亥革命网 2011-01-01 00:00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0.12.15 作者：裴高才 查看：
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制订、颁布了民主共和的第一部法典《鄂州约法》。由首义人士主持，宋教仁起草的这部法典，为中国实现共和奠定了法制基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以《鄂州约法》为基础制订的。
全国各地纷纷效法“武昌模式”。由于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都督，是推举前清颇孚众望的“南洋名将”黎元洪为都督，独立各省大部分都是推举前清开明人士担任都督。组织机构也效法武昌模式。
武昌起义日为民国国庆日。1912年7月，辛亥首义志士李廉方在“征集全国教育家于北京”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面对北洋政府提案拟定了三个日期作为国庆时候选：清廷下诏逊位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日和南北议和协定日。他当即提出抗议，另提“武昌首义日案”（《教育杂志》12号“记事”，1912年12月）。他申述预案三个日期之非，以及武昌首义日当为惟一国庆日之理由。当时与会者，不尽同情革命，颇多附和北洋政府反对李说。后经李廉方引经据典，历述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共和国庆均是首义日，全场态度为之一变，湖南、安徽、江苏代表纷纷表态力挺。在表决时，与会者四分之三举手通过，推李廉方、黄炎培、贾丰臻三人修正提案，提交临时参议院审议。同年9月28日，北京政府将李廉方的提案，交由临时参议院审议，正式通过以武昌首义日——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又称“双十节”（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
“首义”的领导
诚然，对武昌首义一举成功，也有人认为是侥幸取胜。其理由是发难时间的偶然性，清廷湖北当局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就连孙中山一度也持此种观点。有人甚至说是孙中山或同盟会领导的武昌首义。
在笔者看来，武昌首义是湖北革命的必然结果。辛亥武昌首义不仅有坚实的革命组织，持续的革命运动与完备的起义计划，而且在军队、学校与会党中有普遍的群众基础。早在1903年，吴禄贞就在武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花园山聚会，继而有以吕大森为所长的科学补习所、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直至担任发动武装起义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历经多次失败才成功。起义司令部在1911年9月24日就已经确定了举义日期，只是10月9日发生了孙武炸弹爆炸意外事件而改期。在进攻督署过程中，民军遭到了清军的负隅顽抗，历时8小时后才以血的代价得手。
其次，武昌起义的发动者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并非同盟会或1911年7月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尽管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宗旨、目标大体一致，都视孙中山为精神领袖。但共进会与文学社是两个独立的革命团体，有自己独立的组织、领袖与旗帜等，与同盟会只是合作关系，但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也就是说，同盟会同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关系，如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类似，或者说就像当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同亲民党、新党的关系一样。
不仅如此，同盟会及其领导人，对文学社与共进会，乃至湖北革命不甚了解。当时曾经闹了一个笑话。那是辛亥年春，同盟会员谭人凤带着1000元革命经费考察湖北，他按照事先黄兴交待，湖北革命是同盟会员居正负责，就给了居正800元。接下来，通过接触共进会后，方知孙武是领导人，无奈就将仅剩的200元交给了孙武（柯文翔，《谭人凤》）。当他见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其貌不扬时，不仅分文未给，甚至不想再见。殊不知，蒋翊武实际领导着3000人的军队革命同志。而且同盟会多数领导人主张在南方及其边疆举事，只有同盟会中部总会诸君主张在长江中下游举义。在酝酿武昌起义时，同盟会中部总会只是配角，发动时没人参加，直至成功后，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才纷纷赶到湖北共襄盛举。至于孙中山，当时人在国外，而首义后武汉的《大汉报》与《中华民国公报》上的“孙中山告同胞书”，都是革命报人胡石庵、蔡良村等人杜撰的。故我以为，要尊重历史事实，不应张冠李戴，将武昌首义说成是孙中山领导或发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