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99年系列回顾之被遗忘的女权
辛亥革命网 2010-11-06 00:00 来源：中国经营报_中国经营网 作者：多城 查看：
1912年3月，距武昌起义仅短短5个月，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就成功地推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部法律在有关人权的章节中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别的方面都考虑到了，唯独对“性别”一项不置一词。那么民国以后男女究竟是否平等呢?妇女能不能与男子一样参政呢?显然，制定约法的参议员们(全部为男性)打起了太极拳，不肯明确表态。
过河拆桥的革命?
执政者的态度立刻激起了女革命者的强烈不满。《临时约法》出台约一星期后，妇女界代表唐群英、沈佩贞等人便在3月19日、20日、21日连续3天到临时参议院去讨说法。
第一天，门卫不肯放她们进去，女界代表后来是以旁听的名义进了议事厅，进去之后与参议员们说不上几句话就吵了起来。议员们宣布妇女参政问题等国会正式成立以后再议;第二天女界代表再到参议院，遭到卫兵的坚决阻拦。这些亲历过革命枪林弹雨的女侠们怒火中烧，动起手来，把卫兵踢倒在地，把参议院的门窗玻璃砸得稀烂，最后强行闯进了议事厅。但这一天的争辩仍无结果;第三天她们又去参议院，无奈那里已是重兵把守。女界代表于是转去了总统府，要求孙大总统亲自干预。
这一连串事件史称“女界大闹参议院”。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以至于鲁迅后来在他的杂文《关于妇女解放》里也提了一笔：“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在外界看来如同闹剧一般的举动，在当时参与其事的妇女代表们看来则属于忍无可忍、不得不为。《约法》制定期间，女界代表一再要求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包括到《约法》当中，要求宪法保证女人和男人具有相同的参政权利。孙中山对妇女代表们也表示过口头支持。怎料到了最后，男女平等这一条还是被剔除到宪法之外。在辛亥女杰们看来，当初革命时，女人和男人同样地出生入死、流血流汗，革命党也把男女平等内容写进了党纲，现在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权的男性革命者居然玩起了过河拆桥的把戏。
以血争权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前，妇女已经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浪潮中显示过自己的力量。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到了清末，闻风而起的多为知识女性，在争取女权方面就主动多了。安徽才女吕碧城，起先是拿笔做刀枪，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提倡女子教育。她继而受到翻译大家严复的栽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年纪轻轻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居住在杭州的满族女子惠兴，自己动手筹款兴办女子学堂，当看到办学的钱远远不够，就自杀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动妇女教育。
兴办女学，需要女教师。对女教师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生留学事业的发展。当时去欧美留学殊为不易，一大批人就近去了日本。清末的留日学生当中，女生占了1%。她们大部分是自费，很多是跟着父亲和兄弟一起去的日本，也有极少数是官派。别小看这区区的1%，她们当中充满了“不安分”的人物。在留学高峰的那几年，她们先后发起了6个组织，创办了7份出版刊物，讨论妇女问题，批判旧观念、旧习俗，提倡天足、女学、婚姻自主等。
虽说当时留日的女生基本上都是抱着学成后回国教书的目的去学习，但日本后来渐渐成了反清革命党的大本营，很多女留学生非但不回避革命，反而应声而起，表现出不让须眉的风采。1903年留日学生中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就有12名女生加入。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携手组建了同盟会，吸引了将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群英、张汉英、何香凝、吴木兰等人。革命，成了比教书更值得奋斗的事业。
敢于参加革命的女性，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男子。1905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下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大哗，陈天华在激愤之下蹈海自尽。自费留学的秋瑾就属于激进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她甚至拔出佩刀，对不肯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呵斥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