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这片神奇的土地——长篇小说《铁血首义路

　　中国首部还原武昌起义历史真相的长篇小说；

　　中国文学谨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精彩献礼。

　　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的长篇小说《铁血首义路》的封底定位。这两句话让我受宠若惊，仿佛一个穷孩子被忽然引入掌声雷动的豪华殿堂。所幸我明白掌声为谁而鸣。我不过是受大潮裹挟，借光而来，顶多算是拾金不昧，而那金光闪耀的，正是武昌起义本身。

　　斗胆触摸武昌起义这段沉寂了百年的历史，顺利完成《铁血首义路》的写作，对我来说，确乎是件始料未及的事。

　　武昌起义实在是一桩奇迹性的壮举。孙文先生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大小小已达十次。革命党人前仆后继，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均以失败告终。包括黄兴、谭人凤等在内的一批同盟会领导人都不曾料到身处内陆的武昌起义竟势如破竹，一举成功，最终打响了推翻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第一枪。这里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太多的偶然。谁也不能否认武昌起义的确是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画卷。但在文学史坛上，竟一直无人问津。这种留白，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对我都是契机，是恩惠，也是奇迹。

　　我很幸运来到武汉生活和工作。潜意识里我总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是老天爷特意安排我在辛亥百年之际来完成英雄们的未竟之愿。记得百年前，那时武昌起义还没正式打响，共进会和文学社作为武昌起义的两股革命力量历尽艰辛，终于合流。准备了八年的武昌起义就在咫尺之间。可一场炸弹失事，导致主要领导人孙武受伤，蒋翊武逃走，刘复基牺牲。在群龙无首，革命党人面临一网打尽的危急时刻，是工程八营一小小正目（相当于现在的班长）熊秉坤勇敢地站出来，“假传圣旨”，谋划并参与完成了1911年10月10日那一声枪响。我永远忘不了他那番掏心窝子的话。

　　那是10月10日早餐之际，熊秉坤集合党人代表，作鱼死网破的起义动员。当时，武昌城里还回荡着彭刘杨三烈士清晨斩首的血腥。一些革命党人有些左右摇摆，惊惶失措了。他是这样说的：“同志们，现在不是我们作儿女态的时候。我们要拿出行动。我辈名册已被索走。眼下，反是死，不反也是死。与其坐而待毙，何不反了再死呢，犹得其所也。大家一定听说了安徽的徐锡麟、熊成基吧。他们虽死犹生。报馆记述他们这段史实，大街小巷都传其小照。不是通过这条路而死，怎么会这样呢？至于广州黄花岗一战，牺牲的官兵，报馆把总数全部登出来了。我党这次举事若牺牲了，将一一载明姓什名谁，以备后世历史采写考证。可知革命的价值如何高尚。为革命而死的人，有哪一个不是上等人的？大家若能协力齐心，力图进取，这事就能成功。即使不能成功，还能为后来的铁血男儿提供榜样。继续下去，终究得以成功。这对于民国前途获利匪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快乐赴死，让后来的圣贤们赞美我们因反而死的壮举呢？依我看，从目前局势审时度势，我们可能还不致于就是去送死哩！”这番话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革命党人在生死存亡面前，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愿望，就是希望“我党这次举事若牺牲了，将一一载明姓什名谁，以备后世历史采写考证。”这话就要过去一百年了，那些为武昌起义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党人都先后化作忠骨静卧青山黄土了。他们的遗愿远没有实现。诚然，历史书上有浮光掠影的记载，有依然让小人物忽略不计的历史教科书。唯还原武昌起义历史真相艺术地再现起义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依旧是一片空白。

　　我想说，我深情地爱着武汉。我对这座城市的爱，远胜于其他一切土地。汉水从秦岭巴山，历经坎坷崎岖蜿蜒而来，选择在这里汇入长江。长江哺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却甘愿在这里穿城而过，做一个城市的内流河。江汉合流，三足鼎立。中国绝无仅有，世界也属罕见。这些都是上天赐予武汉的厚爱。我以为，对于一个亲近文字，喜欢以文字的方式传情达意的人来说，表达对这片土地的爱，最好的方式，就是倾听这个城市的心声，书写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故事。我一直觉得武昌起义是武汉的特产，是武汉的名片，是湖北人引以为豪的资本。冥冥之中，我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敲下了“铁血首义路”五个汉字。自此，像铁锚拴住了一颗因怯懦而游移的心。很多次，当我想贪享玩乐试图怠惰时，当我被纷纭的历史丛林迷茫双眼试图逃避时，这五个字又像一纸血书，一令契约，一道承诺，牢牢地锁定了我的心，我的手脚。

　　说实话，我对这场起义的始末，以及酝酿发展的历程，除了来自历史书培养的景仰，几乎是个白痴。而且，那些亲历者都已作古。他们的后裔散失人间，见一次面都如大海捞针。城市的沧海桑田改变和掩盖着旧址的容颜，也一天天尘封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武昌起义只余下彭刘杨、首义路、起义门等一些模糊而抽象的碎片，散落在武汉日益繁华的大街小巷。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拜访了熊秉坤先生的儿子、八十高龄白发苍苍的熊辉先生。当他得知我忝列武汉作协签约作家的时候，他的眼神、他的激动、他的热情，都让我看到了一个武昌起义亲历者后代对用文学作品反映那段历史的期待。他留我吃了午饭，又引领我重走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旧址，带着我平生第一次登上起义门。在他眼里，作家是没有性别的，也没有专业和业余的区别。这份信任和期待，让我只能硬着头皮，一意孤行，坚持到底。

　　熊辉先生全力支持我的写作。他给我看他父亲的照片，讲他父亲的轶闻趣事，甚至将袁世凯送他父亲的玉扳指拿出来让我开眼，又介绍我认识了炮八标刘裕海的孙子也是“武汉通”刘谦定先生，认识了武汉市社科院的老院长皮明庥先生，还把他所认识的数十名武昌起义亲历者后裔的电话号码抄与我，热情引荐我拜访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和章开沅先生。

　　我曾孤身去伏虎山瞻仰武昌首义烈士墓，遇到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几乎天天在刘静庵先生的墓前锻炼身体。问他们这墓里人是怎么牺牲的，他们不知道。我把这些烈士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又肃然起敬。武昌起义九十九周年的那天，细雨低泣，我只身去武汉造船厂原湖广总督署彭刘杨烈士就义处敬献花环。问门口卖花的大嫂，这彭刘杨是哪几个人，他们怎么死的，为何有条彭刘杨路？她都摇头不知。我去寻找花园山下的高家巷，说曾有个叫刘静庵的人在这里组织过日知会。走到巷子的眼皮底下，那些人还不知道他们身边那个破旧的平房正是日知会旧址。

　　百年前那些生龙活虎的志士仁人就是在这些地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他们的声音和模样、热血和激情、智慧和胆识，充盈着我的大脑、耳鼓，让我抚摸那些风化朽蚀的砖墙都禁不住颤抖。坐在巍峨屹立的城楼和郁郁葱葱的蛇山上，手扶着微微发烫的山炮铁管，凝望他们曾经攻打的湖广总督署，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结伴走访武昌起义旧址。朋友笑我当了义务导游。他们省心，我也开心。我几乎走遍了起义门、俄租界宝善里、胭脂巷、花园山、昙华林、仁济医院、卓刀泉、青龙巷等大量旧址。这些宝贵的史料都成为我小说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