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近代教育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但在其所有的政绩中，教育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其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改革传统书院

　　在早年张之洞担任学政时，他主要是对传统的教育进行改革，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强调以通读史经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具体的举措主要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机构，以湖北的经心书院和四川尊经书院为代表。

　　清代的传统教育机构主要是学寓与书院，乾嘉以后，由于经费不足，教官失职，不少地方学寓逐渐停废，书院成为主要教育机构。但这些书院大多数只是考课，没有讲学色彩，与经世致用学问脱节。为此，张之洞开始重视引导书院讲求实学，于1869 年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阁设立经心书院，“拔其优秀者，读书其中”，所研习的多为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标榜实学，注重经世致用。1870 年学政任期己满，在卸任回京之际，张回首三年来在湖北的行为，确实付出不少心血，也得到湖北士人的好评，不禁为自己公务劳苦而早生白发发一番感慨:“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1 ] (P15)

　　1873 年，张之洞又奉旨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宫，9 月任四川学政，入川后他发现四川的科场作弊、“士风”日下现象严重，便采取措施，清除科场积弊，整顿士林风气。他认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1 ] (P18) 。1874 年，薛焕等15人上书张之洞，指出学习制艺领八股已不符时代要求，请求再创书院一座，以“通经学吾课蜀士”为宗旨，得到张的重视和支持。1875 年春，这座新建的书院在成都南门石犀寺附近落成，取名“尊经书院”。张亲自撰写了《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提倡人才之兴在于办书院，他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希望通过书院培养一批“通博之士，致用之才”，然后学成而归，纠正学风，化民成俗，达到“一人学成，教成十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的效果。张之洞一反旧式办学方针，对书院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加以改革，严格考试制度和考试程序，使书院处于一种竞争奋进的学习环境。

　　在督学四川，创办尊经书院时期，张提出了他的治学思想———“通经致用”，要求学生精研儒家经典，要让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倡的道德文章集于一身的传统文化在学者身上“有品有用”。

　　二、 书院改革与新式学堂并行

在继续主张改革传统教育的同时，张之洞开始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并着手试办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书院改革以两湖书院为代表，开办的新式学堂以自强学堂为代表。

　　1890 年，张之洞在都司湖经心书院旧址，创办了两湖书院。书院学生定额240 人，湖南、湖北各100 人，特定商藉40人，开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宗旨是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之才。1896 年，张改革两湖书院，仿照西洋学院，每日上堂讲课，教习按日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课程则改为经学、史学、舆地与时务四门，同时设立院长，负责讲明经济。张之洞也比较重视对学生学习的管理和思想之控制，1902 年，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分科为八门，成为一所包括文、理、法三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堂。学生则由原来的240名减至120名“， 初以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秀生升人高堂学习，入校者必先补普通学科一年，习专门学科三年，然后出西洋留学一年，共五年毕业”。[2 ] (P20 —21) 两湖书院从一个传统的书院演变成一所新式学院，又随着西学课程的增多而终成一新式学堂。张之洞在1898 年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改为学堂时虽提出“两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

　　[3 ] (卷447 P22) 但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西学”课程，结果，一些学生却最终“离经叛道”，从事革命活动。1893 年，张又以“治书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达时务为先”，创办自强学堂，在武昌城内购地修建。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科，分科教授“由浅入深，循序渐近，不尚空谈，务求实用。每门学生先以20 人为率，湖北湖南两省士人方准考取”[3 ] (卷34 P15) ，在张看来，要学好其他三科，必须先以西洋语言文字为基础，他说:“查西学既极邃密，西书又极浩繁，探讨诚非易事，自强之道，贵能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若不能多读西书，即无从会通博采。本部堂再三推求，知舍学习洋文，广储高材，以探西书精澈，更无下手取法之处。”[3 ] (卷100P24) 出于这一考虑，张之洞将学堂改为以学习西文为主，分英、法、俄、德四门，随后自强学堂成为一所西文教学为主、兼课化学，并随译西书的学校。1898 年，张又提倡留学日本，增设日文一门，聘洋教习教之。1902 年，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并给学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鼓励学生努力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