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征集陕西革命史料

　　自从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同盟会，倡导中国革命以来，陕西的党人，连续地未曾间断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历次壮烈的牺牲，较之东南、西南，以及全国各地，可以说毫无逊色。国都未迁以前，陕西孤立一隅，在清朝皇帝、北洋军阀肘腋之下，很勇敢地、坚决地、百折不回地摇撼他们的政权，在建国、护国、靖国，以及1926年北伐的各种阶段里，常常立在战线的最前面，做开路的先锋，给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民国成立，军阀推倒，北伐完成，受陕西的革命影响最大，这并不是我们自夸，一幕一幕的历史，摆在前面，事实是不容否认的！降至今日，中央及各省，均有党史编纂的工作，唯独革命的陕西，好像是只重现实，对于过去的史迹，淡焉漠焉，简直是无人过问。前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在南京曾一度从事于此，中央在过去亦派人来陕采访，但是躬历其役的陕西党人，无一点记载，有高位者，无暇秉笔，任采访者，只知片断。未曾亲历其境的人，更是摸不着头绪，这种事业又不能在空中建立楼阁，所以中央及于先生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均无所成就，或者说成就很少。

　　有人以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连自己的生死，都置之度外，要下这身后的虚名，有何用处？搜集史料，传播他的虚名，更是无谓之至。这是真理吗？我们搜集史料，仅为传播死者的虚名吗？一个革命党人，当然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抱有无限的热望，尤其在国家民族垂危之时，以肯牺牲他的性命，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种精神，当然与国家民族共同悠久。他的身命可丧，他这种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绝不可丧。他的姓字固然不希望流传，与他姓字有关联的史事，却绝对不能不传。记得龚自珍先生，在他的《古史钩沉论》里，有这样的一句话：“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我们的国家，尚未至被人灭亡之境，我们的国史，却自己轻忽如斯，国难之严重，国民志气之消沉，这恐怕是一个绝大的原因吧？

　　有人以为革命党人，品类庞杂，当年事迹，污点很多，死者已矣，何必播其丑而扬其恶？此说出自反对党人者之口，我们认为是桀犬吠尧，立场不同，不能相强。然而革命同志中间亦有执此说以相难者，此皆对革命事业，未有深刻之认识，当时逼于环境，为无意识之参加，及时过境迁，而本来面目，完全暴露。不知建立国家，为极艰巨之事业，而破坏扰攘，亦过程中必经之阶段。在历史上屠沽负贩，列于功臣之林，草泽英雄，尊为座上之客，法兰西几次的革命，党人备受讥诋，苏俄的共产党，私德令人指摘者尤多，此种例子举不胜举。我们以为党人之罪恶，不在破坏，而在破坏后不能继之以建设。总理在清末及民国初年，亦常被清朝与北洋军阀诋为叛逆，认为大逆不道，然而现在却人人奉为神明，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救星，这不是极好的比喻吗？

　　又有人谓：民国建立，仅仅24年，参加历次革命诸人，健在者尚多，且有居高位，负重责者，若列记事实加以褒贬，未免顾忌太多，若故作曲笔，专事隐讳，又与征信之旨相悖。何不稍待岁月，俟诸人逝世后，再作盖棺论定。此种观点，约有两种错误：一、不明史与史料之分别。二、未曾考虑关于此事之陕西环境。近代我国的史学大家章学诚先生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又说：“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说：“著述譬之韩信用兵，比类譬之萧和转饷（见甲乙剩稿内报黄大俞先生书）。”我们看了章先生的学说，知道他所说的著述，就是我们所谓“史”；他所说的比类，就是我们所谓“史料”。作史非有史才、史识、史学、史德具备的人才，不能随便褒贬，此类人才，又是旷代一遇，不能强求。至于史料之比次，就全在随时之搜集，用兵虽在一时运用，而饷需必先预为储积。我们不敢妄言作史，然而我们必须为良史储材，倘使我们将材料备妥，一遇良史，自能恣其纵横变化。我们的目的，既在为良将备饷，为良史储材。饷存仓库，材储箱箧，不全行发布以沽名，拟酌藏深山而待访，似无顾忌隐讳之可虑，此一说也。陕西连年兵灾，闾阎破坏不堪，当时重要档案，既已尽付灰烬，而耆老故人，又复逐渐凋零。若不乘时搜集，在幸存者口内，叙述一点实迹，迨到旧党人死完，虽有好事者搜罗，有良史材秉笔，这种毫无凭藉的环境，如何能姿其纵横变化，此又一说。

　　综上三项议论，我们既根据事实、学理，以破其惑。次述我们的动机与感想，而以征集的步骤与方法为之殿，希望与我革命的同志，共商榷之。

　　我们鉴于年来国步之艰难，外患之紧迫，觉得国民志气消沉，革命情绪锐减，实在是一种危亡之征。固然国民饱经忧患，知道救亡图存，并非脚踏实地充实国力，积极建设，绝不足以挽颓运而图复兴。而且绝非空喊口号，只贴标语，所能致国家于富强。但是我们的敌人，监视我们过严，设使我们无最低限度的预备牺牲，我敢断言，我们的敌人，绝不能容许我们从容地充实国力，进行建设，那么国民革命情绪之鼓励，尚有万分的需要。陕西的革命先烈，从来就不做专门宣传的工作，他们的意志甚坚决，情感极浓厚，对国家民族极忠诚，对领袖极纯洁。我们搜集先烈的遗事遗言，对救国保种，均有莫大的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