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七兄邱丕振(3)

　　当我方驻徐州的冷遹第三师发动进攻山东时，丕振由沪急速返济谋求响应，比及抵济，冷军已败溃南退，于是丕振再渡赴沪，拟共商以后进行方针，而党内诸要人已相继东渡赴日。在沪的湖北詹大悲则极赞成丕振计划，便赴日谒孙中山先生陈述，孙先生命即电召丕振到日一谈。此时丕振打算再返济南，见机行事，途中闻敌密缉正急，便停留于青岛。嗣奉孙先生电召，即绕道大连而东行。丕振必须经过大连是有原因的：原来是山东都督周自齐的同乡徐炳炎，带着周的40多万元盐票和5万元汉口水电公司的股票到上海去抵押。徐携此款潜到大连，有人问他是否想作富家翁，他说：“还是要革命。但自己无能，愿觅如丕振者而共图之。”在大连的同志据实告诉丕振，丕振因而从大连经过。徐第一次见面，即把这些东西（已损失盐票38000元）全数交给丕振。丕振一方面着人设法抵押，一方面准备东行赴日。

　　丕振到日本东京晤孙中山先生，所谈内容主要有三：一、当时进行的种种情况；二、华北革命的重要性，即非由华北着手，革命不能彻底；三、华北革命的可能性。孙先生极嘉许。即介绍丕振参加了他所创组的中华革命党。孙先生无现款，只有8万元铁道公债，一时押不出，即给丕振3000元路费先行。议定着陈英士随后携款到大连协助进行。并嘱丕振绕道上海考察朱光明（化名王某）所称已联络好一些军队的真伪（朱系特务，刺杀陈英士即有他，此际陈尚不知，将其当好同志，后朱给刺陈凶手程国瑞当了副官长）。经丕振考察全不可靠，便据实报告孙先生。丕振回大连途中，所乘日船到达烟台港时为敌侦知，扣船不让走，要求引渡，烟台日领事拒绝。抵暮，船长告诉丕振：“如交涉无效可能强行引渡，日本在此无实力，无法阻挡，不如用小艇送你上另船，速离此地为妥。”丕振依计，得以安全抵达大连。大连日当局接到日公使电报云：“袁政府谋捕此人正急，务加意保护。”因而常有日警给站岗，造成丕振在大连活动的有利条件（时1913年底）。

　　1914年初，陈英士偕戴季陶携款到大连与丕振共同进行活动。陈先拨款一万元给沪方自己的部属（铁道公债共押3万元）。在款项极不足的情况下，又分供他方，丕振已为不满。对在大连种种活动的用款上意见亦不一致。丕振多次说明理由，英士仍是坚持，最后都致电孙先生争论是非。由于陈根本不了解华北情形，倏忽款尽，悄然返去。丕振只有把盐票、水电票送往青岛抵押。在青岛负责的是子厚，而子厚又突为德当局所捕，并将引渡。幸我三兄鲁斋在青与德人关系素密，贿以巨金，多方营救始得释免。但盐票等竟于此际遗失，仅剩两张水电股票在连（每张一千元，是商量抵押作样子用的）共抵押一千元，毫不济事。此时，丕振将前次未卖完的家产尽行变卖，又得其他方面的援助，如刁雨亭、姜占五及日本人冈崎铁首等，都有三千五千援助。由于陆陆续续得到一些活动费，丕振即屡仆屡起，再接再厉地干起来。

　　丕振当时分析：袁氏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办法。国势日削，民生日苦，长此下去，唯有一亡。革命的责任，是促袁早亡。对革命力量的分析，他认为我们对山东五师做的工作最多，是革命主要力量所在。直隶第四师（驻马厂），在已有联系的基础上，再下点功夫，可能有进一步的成就。东北地方多枪，人民习于武事，组织起来便有战斗力。可先在东北各地联络群众，能够集中一二千人便可进行游击战争。待在东北建立起不可扑灭的力量以后，更有力量布置山东的军事。

　　当时，一般同志都为丕振这种革命理论所鼓舞，坚信本着这条道路去做，革命必会成功，因而百折不挠。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举国沉寂，而东北独能以孤弱力量，不断起来与敌搏斗，正是这个缘故。丕振当时的布置：一、设活动中枢于大连，在大连工作的主要人员是尹仲材（川人）、简孟平（黔人）、傅立鱼（皖人）、姜华亭、徐炳炎、徐宣辰、李仲刚和我等；二、各地分工：孙竹君负责长春；毕藤斋、顾正义负责安东（后转昌图）；陈志杰、王作民负责营口；陈幼宏负责辽阳（后转铁岭）、牛镜海负责哈尔滨。邱子厚在青岛；李慕文、韩梅清、董其成在济南；三、各地负责人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武装力量。待联络成熟，即多去同志组织军事领导核心，进行发动。

　　1914年的夏、秋期间活动情况：长春方面，经我方活动，敌军内部矛盾逐渐尖锐以至发生冲突，惟以该方负责人孙竹君不是军人，不能参加其中作实际指挥而告失败。等大连的大批同志赶到，机会已错过。昌图方面，共联络3000多地方武装，约以通江口为中心集合。不料城市所用的月份牌和乡间所用的皇历差着一天。当丕振带百余人向通江口集合时，根本就晚着一天，途中夜间又与已联络的部分武装发生误会，又晚了一天。等他到达通江口时，各方来集合的部队，因久等不见，已纷纷撤走。丕振无奈暂退昌图，正在设法联系时，遭到张作霖两营骑兵的包围。幸徐宣辰带6人经此，由敌后袭击，丕振等百余人才得脱险（主要骨干都在内）。敌虽遁去，但6人阵亡，徐亦负伤。本溪湖方面，徐炳炎以15人解除了驻军300多人的武装。由于准备不足，所得枪支没人扛，敌军大队到来，只得退去。营口方面，经陈志杰的联系，驻营口的道标队，已有刘杰等三个连长填具誓书，正在计划发动时被敌人发觉。陈志杰、王作民先后被捕，以重金运动，幸得不死，被判处15年徒刑。铁岭方面，联络成熟时，丕振因事又东渡日本，令我主持，准备发动。当时密设的机关即在敌营近旁，可以看到隔墙敌兵演操。举事前亦被敌察觉，除我一人因事外出得以幸免外，孙竹君、陈幼宏等全体被捕遇难。此役损失，最为惨重。在济南的李慕文、韩梅清也先后被捕牺牲，只剩董其成一人。邱子厚在青岛亦不能立脚而抵大连。牛镜海在哈尔滨也牺牲了。这些挫折虽然严重，但联系群众的面更广，参加的同志更多，革命的力量更加壮大了。

　　四

　　唐蟒（丕振的在日同学）、何海鸣等，于陈、戴去后，曾由日本来大连短期逗留，听到丕振的整个计划，深信其有成功的可能，愿为援助。唐是当时国民党内孙、黄两大派系中的黄系。他回日后讲了丕振的情况，得到黄系多数人的赞同。唐召丕振赴日，在东京开了一个会决定了一些办法和步骤，并由谭人风、程潜、龚振鹏、熊克武、唐蟒、郑人康等分担10万元。又致电黄克强，让黄独出10万元（时黄已赴美），支持丕振作进一步的活动。丕振即电召我赴日，询问了情况，并对东北工作作了新的部署。他自己决定亲到天津去，一是建立联系机构，把对济南的联系，由青岛移到天津。这样，不仅对济南五师可以联系，对马厂的四师联系尤便；二是考察济南方面发展的情况，作大举的准备；三是马厂四师有一团长是丕振的同学，拟密约其赴津一谈。他抱着极大的希望登程赴津。

　　丕振赴津后，不意为敌侦悉，夜间外出行至租界僻处，突出多人强拖至中国地面被捕（以后得知系变节的邬少卿，假名张良忱、又名张大英告的密）。解至济南，不屈，于1914年农历9月8日就义。后由同狱的张肃九密带一函，内容是勉励子厚和我继续努力勿懈，并附有告国人书（张亦因丕振案而系狱，丕振否认与张有联系，乃得释）。这些文件于1916年在济南开革命烈士追悼大会时，都在会上展览过，各报都有登载。后历经战乱，已经遗失。

　　丕振对于枪学曾殚心研究，常想创造出一种新型连发枪，从狱中带出的函中又说明其原理并附草图，指示关键所在，后亦遗失。

　　丕振罹难后，这个集团共同发誓，必须继续奋斗，实现丕振遗志。1916年，子厚兄和我再次在山东组军讨袁，实际是这一集团的共同表现。只是由于我们二人领导不够，致在大有可为的机会，并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就。

　　丕振、典五、子厚和我四兄弟，在奔走革命中直接间接的损失共达10多万元，家产以倾。这种为革命事业人亡家破，牺牲一切的精神，不限于山东一省，即在全国说来亦是少见的。

　　（作者邱绍尹，生于1893年，是辛亥革命烈士邱丕振的胞弟，辛亥革命光复登州时。任鲁军北伐军司令部参谋、山东军政府秘书。建国后，任银川市政府参事室参事，银川市人大代表，1974年病逝。本文由莱州市政协提供，孙一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