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七兄邱丕振

　　邱丕振是我的七兄，1885年农历七月初八生于掖县大珍珠村。他既是我的兄长，也是引导我参加辛亥革命的良师。他是同盟会员，又由孙中山直接介绍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不幸，1914年秋被袁世凯杀害于济南，年仅29岁。

　　一

　　我家本富有，商店几乎遍布华北各大都市。南方的上海，日本的神户，也有商号开设。致富的由来是清同治年间起由我祖辈开始收购当地的草帽辫销售海内外，为此曾获过巴拿马赛奖。最初3年获利达20万贯钱（折白银15万两）。到满清末年，我家经营出口草辫已占山东贸易出口的第一位，年利润在800万元以上。

　　我们兄弟10人（我排行10），是当地少有的大家庭。子弟既多，家中便聘请了3位先生教书（一教大学生，一教小学生，一教英文和算学）。1899年春日花开，家父宴请诸师于桃园，教英文的倪师酒醉，错打了我九兄子厚。丕振以为倪师是教他的老师，不应乱管别人的学生，况且管的又不对，愤怒之下殴辱了倪师，教中文的孙师见他这样粗暴无礼便教训他。丕振不服，又和孙师对打起来。于是3位先生一齐辞馆，丕振见乱子闹大，父将重责，便避至青岛自家商店学习德文。是年他刚15岁，身体早长，已近成人。他正直刚毅，喜雪不平，已从此开始。

　　他在青岛学了两年德文，1901年，济南开设武备学堂，招考学生，他应试考入。丕振在学堂里，抑强扶弱，加之有钱，常济人危急，博得绝大多数同学的好感。虽在弱龄，而一班同学遇事每以他的态度而定从违。在旧社会，有钱人家都不愿自己子弟习武，认为打仗是苦事险事，家父却让自己的爱子走习武这条路，是有用意的，家父常恨自己不是武官，逢着非常时机，一无作为，所以对丕振进武备学堂寄予莫大希望。

　　丕振在武备学堂肄业二年，值山东第一次选派留日陆军学生，他以成绩优异被选，1903年到日本进入振武学校学习。该校是中国人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丕振入学后刻苦学习，无任何嗜好，独极热心于国事。每逢涉及国事的重大问题，他激昂陈词，气壮理明，因此见重于一时。

　　我五兄砥之，先丕振一年赴日。他俩及徐霜林、徐鸿启、任集庆、孙展如等在日共组“利群社”，表面上是文化事业机构，实际在宣传反满、鼓吹革命，不时散发一些短文揭露清廷的罪案与腐败。

　　常与丕振讨论国事的，除“利群社”的人以外，还有徐子鉴、彭青岑、丛禾生、丁惟汾等。他们不时聚会，过从甚密。后来，他们都参加了同盟会，始终保持联系。

　　丕振在振武学校学习期间，一心想入日本军事最高学府——陆军大学。由于准备各种功课，昼夜苦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劳累，得了脑病。在日本东京附近的“田端脑病院”疗养期间，适遇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湖南宋教仁也在此养病。二人朝夕相聚，纵论国事，在政洽思想上受宋一定的影响。

　　丕振当时打算，要在日本陆军大学取得最高学位，回国后再重金贿赂清廷当局，谋一协统（相当旅长）、镇统（相当师长）职位不难。如有万人在手，自信可以击破敌方两三万人的兵力。倘驻防在北京附近更好，一旦发难，不待清兵大集，可直捣中枢，一举颠覆清室而定大局。另外，已由我五兄砥之在家乡倡办实业、教育，集中财力，培养人才，以备非常之需。（我家虽雄于资，但经济支配权操在长兄手里，长兄很顽固，一切异图，不敢使闻，故与五兄同谋另建经济机构。当时办有济和烟草公司、爱群印刷所和掖西学堂等）。惜于丕振脑病久治不愈，辍学归国；五兄砥之经营实业又赔了十几万元。丕振后来在就义时，曾慷慨悲伤地说：“不料10年光阴，以病了之。……”实有余痛。病，是他一生不能完全实现自己抱负的原因之一。

　　二

　　1908年，丕振在日久病不愈，只得归国作长期疗养（家父精于中医），思乘养病期间，建立足够的经济基础，为将来大举革命活动准备条件。当即由日本购入织网机器多台。家父病故后，弟兄分居，丕振乃与诸弟全力创办了“元和机器织网厂”。为解决进口网机不便及网机损坏不能修理的困难，丕振决定自设一小型机器制造厂，自制和维修织网机，不再进口。正在进行中，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丕振便放下实业，积极响应，负病投身革命。

　　正当丕振收拾行装，准备到济南联系在军队里的旧同学旧朋友时，适黄县徐子鉴遣人来约，谓：“先举胶东，实较西去更有把握，且有裨大局”。子鉴系同盟会山东主盟，在东京常与丕振密谈，彼此相知。丕振乃偕我八兄典五、九兄子厚和我转而东行，与子鉴共同发起创组“革命急进会”。会员渐多，推子鉴为临时会长。丕振与子鉴各担负筹备活动费10万元的义务，很快筹齐。

　　在烟台独立时谋得司令一职的王传炯，态度骑墙，暗通清廷。他见起义军打了败仗，便挂起龙旗；闻及有的省又独立了，则又改换白旗。革命党人到烟，他表面上欢迎，也同“急进会”有所联系，但却以兵力单薄为借口，不肯出兵西进。“急进会”见此情景便决意组织队伍西进，一俟势力壮大，不怕王不俯首听命。正在筹组，会内急躁分子嫌此法缓慢，不如直接夺王兵权，便突改以往决定，即佯举王为都督，而由会内出一人任司令，统率烟台军队，使王徒有虚名。后来，乘“急进会”开会王出席时，于会场内将王扣留。丕振略加阻止，并未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也有有利的一面。孰料会内一些同志竟把王以下的军官轻易放走。这些军官回去领着队伍当夜包围了“急进会”，要求把王放出，双方打了一夜。翌晨，由《扶桑报社》的日人出面调停，放回了王传炯。后来，“急进会”全部退出烟台。

　　“急进会”会员先迁到日本旅馆“爱国亭”，然后搭日轮退往大连，进行秘密活动。而王传炯终于食言，把一时未退出的同志逮捕系狱。“急进会”退到大连后，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是先取何地作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推选都督的问题。关于前一问题，丕振力主先取莱州，认为莱州是鲁东重镇，清军主力所在。莱州一下，山东半岛全部传檄可定。据有富饶的半岛，壮大实力最易，可迅速收复山东全省。有人则主张先取文登、荣成。认为文荣僻在海隅，敌不重视，易取易守，徐图前进。丕振驳道，只应衡量大局的利害，不应过于计较自己的得失。倘僻难就易而取文荣，发动以后，地方僻清，难以养成实力。敌遣兵东下，阻我前进，何日能戡定山东全局？此案对于整个北伐大计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双方争论激烈，几乎破裂。后经张彦臣出来调停，提出折衷办法：先取登州。

　　关于次一问题，当时已盛传由胡瑛督鲁的消息，会内同志大哗，说：“山东不是他们的征服地，为何不征求山东同志的同意，硬派一个都督来！”主张即推一个都督以相对抗。徐子鉴也是这样持论。有的更激烈地说：“如南京竟这样蛮干，我们应以武力与之周旋！”崔士杰反对这个作法，他说：“为革命流血我干，为争都督流血我不干。”丕振则主张根本取消都督这个名称。他说：“华南先独立的省分，好些是为争都督而起内讧，是革命中的极大耻辱，我们应坚决取消这不祥之物。用司令的名义一样可以戡定山东全局。山东同志无妨高明一点，不需紧步他们的后尘。”争辩许久，最后悉从丕振提议。

　　“急进会”先取登州之谋既定，即积极准备。共集合了六七百人，密携武器，于农历11月25日，雇一日轮“永田丸”，托言到上海，船刚出港口，“急进会”的人即掏出手枪，逼迫船长，转开登州。抵登，正值深夜，无法下岸。直至拂晓，登州来接应的同志，才遣两只舢板来迎。当时举的临时指挥是安静山，而安于下舢板时，借口海水打湿了裤子，重返大船。下岸的不过20人，加上来接应的同志不到30人。丕振见天色渐明，大喊着说：“我们不能再等船上的人了，海岸平坦无隐蔽地，如被敌发觉，片刻即被消灭，危险已极，我们就此干吧！”于是大家爬上北城，直奔水师营，正值晨起刚开营门，便喊着冲入（最先闯入者为辛少白、邱典五二人），缴了敌人的枪械并活俘敌统领王步青。当未冲入的一刹那前，已有敌探驰报王说：“革命党来了！”王嚷着说：“那咱得和他们比量比量。”及至被俘，王又改口说：“久已盼望，一表同情。”北城既得，登州本城已无抵抗力，为首官员相率投诚，人民乍见义军旗帜，鼓掌欢呼。当天正是集日，集市买卖，一如平日，秩序井然。在水师营查到王传炯给王步青的电报：“得密息，革命党人拟偷袭登州，务严防。”此电文是王传炯通敌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