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七兄邱丕振(2)

　　登州光复，“急进会”开会组织山东军政府时，违背了在旅大时的决议，照样举出都督。丕振当时喊出的口号是：“要来革命，不要来做官！”他力戒我们三兄弟：“只争多作革命事，不要担任军政府任何职位。”我八兄弟典五担任了军政府军事副部长，遭到他的严厉斥责。徐子鉴也是这种态度。实践证明，丕振他们这种口号只能说明自己光明无私，但却使领导权未能操在会内真正的中坚分子手里而旁落。都督是连绍先，司令是姜文卿，由于领导不力，以致酿出许多意外问题，妨碍了整个计划。丕振在“让他们做官吧，我们来搞实际的革命工作”的见解下，另外组织了鲁军北伐队，设立司令部而不设司令，他只管司令部大印以行事。所以，当时的布告只有“司令部”而无“司令邱”的字样。

　　登州既下，即遣邱典五，邱子厚、丁纪常等人到黄县，同黄县的同志一起，缴了驻防敌军巡防营的枪械，使黄县光复。

　　“急进会”光复登州时，王传炯仓惶遁去。适丁惟汾、杜辅东等搭沪军先锋司令刘基炎的兵轮北上抵烟，声称南京中央已定胡瑛督鲁，先派杜为代理都督前来代行职务，便在烟组织起都督府来。数日后，烟人渐疑：一是始终未见明令及其它信件；二是如此要员只身前来，无一兵一卒之卫。数日后，烟军虞克昌借故率兵到都督府后放了几枪，把丁、杜等驱走，虞入都督府自称起都督来（杜做都督不足旬日）。丁、杜见在烟立不住脚便转与刘木铎联系，带着两营刚由广东新开到的“学生军”（也称十字军）到了登州（12月14日），连夜开会企图改组军政府。当夜，丕振接到刘木铎召开会议的亲笔信，极感异讶：前线既已告捷，有何急事必深夜开会！乃嘱司令部赴会人员（时北伐队司令部设登州旧镇台衙门，军政府设在旧察院）都携带武器以防不测。至则果见武装士兵上着刺刀，布满会场内外，丁惟汾正在台上讲话。会内有人把刘木铎刚宣布的内容潜告丕振：杜辅东为都督，丁惟汾为财政部长，刘自己为司令（不再代理），并于宣布后掏出手枪拍案大呼：“有不赞成的便是汉奸，我将以此对待……”丕振闻此大怒，站在会场门口厉声斥责：“武装开会，采取强迫形式，完全失掉会议的根本意义。今晚一切决议概行否认！”说完拔出战刀，注视讲台上刘木铎等的动静。同去的司令部人员也都持枪以待。一时会场秩序大乱，即将演出流血惨剧。幸吴振夫起来阻拦，极力调停（吴任军政府军事部长，与丕振是留日同学，与刘是湖北同乡，与双方关系都深），始得和平解决：一、这次的决议完全无效；二、限刘等24小时内退出登州；三、军政府由“急进会”召开会议另行整顿。于是刘木铎等迅速离去。接着“急进会”即着手整顿军政府，举丕振为司令，张彦臣、邱子厚为正副财政部长。除少数附刘分子外，多数无变更，仍维持了连绍先的都督职位。时，连在黄县，丕振约他回来共商大计。连回登州到军政府访丕振未遇又到北伐队；丕振则闻连回即赶到军政府，双方交错未得晤，如此者二。连顿疑丕振故意不见而误会，便急离登去烟，反与取消他职位的刘木铎等合流。

　　丕振最初拒任任何名义的职务，此时却接受了司令名义，是因在实践中感到名实不可分离，居其实而无其名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个认识已付出了巨大代价。丕振既兼主持军政府事宜，首先扩编部队，充实力量，乘敌新挫准备西进以定鲁局。他一方面遣财政部长张彦臣携军政府存款12万元（现款8万，余4万存烟“急进会”机关，路过烟台时提出），赴大连尽购武器；一方面与关外都督蓝天蔚商妥（蓝派代表张明远参谋常驻登州），接济关外军饷4万元，彼方给鲁军枪支一千，约定鲁军攻下莱州分兵一支协助关外军戡定东北各地。但是，张彦臣赴大连经过烟台时，即被刘木铎等扣留；邱典五在大连购到的一批步枪、大炮、机枪等经过烟台回登州时也被扣留；被扣留的还有购置的一船军装。丕振连续派人赴烟交涉，皆无消息，甚感惊讶。再派我九兄子厚前往，也无音信，直至蓝天蔚的代表张明远由烟台回到登州，丕振才知实况。原来是刘木铎他们去烟后，起初势单力薄尚不敢公开翻脸，对被扣留的人只是软禁还未失礼。嗣后胡瑛带3000光复军由沪抵烟后，刘等便把丕振说成是反胡瑛督鲁最力之人，胡便与他们并力反对登州军政府，还把扣留的人全数投狱。丕振严电质问胡瑛，胡答复：一、逮捕的原因是有人控告；二、要求立即承认烟台的军政府，登州改为军政分府；三、送好枪500支到烟。丕振不服，往复电驳，未获解决。此时，黄县突告失守。破城后，敌军大肆劫掠杀戮，我方伤亡甚重。

　　黄县败讯传来，由于胡瑛等人的增援不力烟台遭到各方激烈的非难，后经关外军蓝都督和沪军刘司令从中斡旋，才得和平解决：一、登州改为军政分府，丕振为分府司令；二、烟台方面放弃索枪要求；三、逮捕的人，尽行释放，分任军政府各职。内部问题暂告解决，于是又合力应敌，夺回黄县。此役我方采取精确的作战方案，由鲁、沪军相互配合，断敌归路，迫敌弃城西逃。参战者鲁军三个营（登州的所有兵力）、沪军五个营、烟台援军一个营（实际只有两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由连长盖朝千带领）。

　　收复黄县后，革命军正在集聚力量征进，南北和议告成，南京的停战令下，烟台始放回典五。子厚则乘监视人酒醉，逃至蓝天蔚的兵船上而得返。

　　丕振在北伐队，虽身体有病，仍与士兵共甘苦，同生活。朋友见其自奉太苦，以私人资格赠500元让其调养，丕振不用，仍以朋友名义转捐给军政府。丕振见典五吸烟卷，说：“你吸一盒烟卷，就是损失几粒子弹！”典五即将未吸完的烟卷扔掉，终登州之役没再吸烟。典五在初光复黄县归登州时，军政府设宴欢迎。典五说：“大家知道在前线冰雪寒天中，装备不足的士兵，与敌人搏斗是怎样艰苦吗？这样盛筵怎能下咽！”不食而起。这固然是典五个人的行动，但也是丕振素日持论行事的影响。丕振一见司令部摆着两根军棍，立命撤去。他说：“我们的士兵用不着这些东西”，“我们果能象兵家吴起那样带兵，直至亲为士兵吮疮，我不信会不打胜仗！”

　　停战令下后，内部多数主张乘胜急击败敌，一鼓而下莱州。丕振不听，遵命停止前进，并把队伍调回登州。又有人主张继续购械扩军，丕振也不以为然，他说：“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清廷，清廷既倒，再想拥兵就是造反，此后需要的是和平不是战争；是结束军队，不是扩编军队。即使没有造反思想，拥兵自重，不为国谋，而唯个人利益是图，亦是可耻。尤其我本人，以大义所在，带疾从戎，本不堪常过军队生活，也势难继续下去，必须早求摆脱。”他决计解散军队，对徒手新兵，给费解散；将有枪支的1000多人，交给刘基炎改编为三营。丕振解散军队，走的人都多少发给些解散费，唯他自己没有留下半文钱。他后来去济南，还是向朋友借的路费。

　　三

　　1912年，丕振在济南与山东第五师师长马龙标共组“五族大同会”山东支部，他为副会长。后因现役军人不能参加政党，马退出，山东教育司长王鸿一参加。此会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当时计划发展水产公司、水产银行、黄河沿岸大规模造林等。这年冬，丕振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初以为国家从此可长治久安，太平无事。而不久，袁氏叛国迹象渐露，乃知这种希望纯属梦想，于是又中断从事实业的活动，再转到军事活动上，本想谋一军职，但百方营求不遂。1913年春，宋教仁在沪被刺案发生，丕振感到须即诉诸武力，不宜再迟。乃秘密组织“革新会”以团结现役军人。山东当时第五师的一些军官多是丕振在武备学堂和留日的同学，所以有多人先后填具誓书参加。丕振大喜，便赴沪拟与国民党各要人商定一整个计划，一齐发动。但党内意见分歧，竟有人主张法律解决，迟迟不发。待袁氏准备妥当遣兵南下，先发制人，我方便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卒为各个击破，使革命大业毁于一旦，实在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