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吴稚晖(4)

　　孙中山当天发表了《入京宣言》：“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清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吾人救国之责，尤不容缓。至于救国之道多端，当向诸缮述。惟今抱恙，不得不稍后异日。”

　　吴稚晖随后亦到北京，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吴稚晖还写了《论总理北上后对当时政局之意见上书总理》一文，论述了北方时局并向孙中山提及一些建议。

　　在此期间，孙中山特派宣传委员分赴北方13省区从事宣传工作，出发前均集中于北京大学第一院，听取吴稚晖讲述“宣传性质”与“宣传方法”。

　　1925年元旦，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参加由其操纵的善后会议。

　　中国国民党组织北京中央政治会议处理政务，加推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等四人为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

　　孙中山病势日趋加重，由协和医院院长邵安乐、德国医生克利及俄国医生实施手术。剖右腹5英寸，吸尽肝部脓液，洗涤肝部后发现肿瘤已坚硬如木，肝癌已至晚期。

　　孙中山弥留时，吴稚晖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和见证人之一，并与其他重要护持人员在其遗嘱上签字。

　　吴稚晖后来回忆道：“总理到北平即病卧。其初，同志总望总理病愈。并望其愈得速。不料总理起病后，竟一天沉重一天。到2月24日总理就预备遗嘱。3月10日早晨，总理遂在铁狮子胡同将遗嘱补行签字。至11日总理精神好些，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侍奉总理，大家皆受辛苦，大家俱安心去睡一睡。其时本系寓在旅馆中，不料到了半夜，陈璧君、何香凝诸同志忽来打门，说速到铁狮子胡同去。本人从睡中惊起，情知总理病已危急，亟忙同到铁狮子胡同去。但见里里外外，人都挤满，皆现悲痛之色。总理临终时候，还是神清气爽，犹对同志讲三句最后的话，即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3月12日，孙中山患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当天下午，吴稚晖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哀悼孙中山的具体办法如下：（一）休会三日。（二）会员左臂缠黑纱一星期。（三）宣言继续奋斗。（四）休会期内停止一切宴会。（五）邀集各团体开追悼大会。

　　中外各界人士前往铁狮子胡同行辕，吊唁孙中山。

　　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灵西山碧云寺，出殡时，吴稚晖捧着几十斤重的印刷品，沿途散发，宣扬孙中山先生“品格自然伟大、度量自然宽宏、精神自然专一、研究自然精博”的伟大精神。

　　在悼念孙中山的挽联中，吴稚晖写道：闻道大哭之，下士应多异议；贻谋后死者，成功不必及身。

　　1929年3月12日，上海发行《孙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将1924年《中国晚报》为孙中山灌制其一生仅有的一次留声录音唱片。其中有孙中山国语演说词4段，粤语演说词2段，文字收编入书，同时还收辑了孙科、于右任、谭延闿、蔡元培、冯玉祥、吴稚晖、戴季陶等7人专为此书所著的文章。

　　1925年5月29日，孙中山灵榇在南京举行奉安典礼，吴稚晖携子吴详参加执绋。

　　吴稚晖追随孙中山时间较早，对其了解也比较多，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是一个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奋斗不息的伟大人物。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邓家彦对孙中山遗嘱表示怀疑。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邓家彦说：今天一个遗嘱，明天一个遗嘱，遗嘱太多。邓家彦先后在《顺天时报》和北京的《晨报》上撰文，称孙中山遗嘱是伪造的，一些军阀政客把持的报纸也跟着起哄，一时闹得满城风雨。

　　吴稚晖认为这不是小事，亟须说明总理遗嘱的真相。便在1925年8月写了《答邓家彦书——遗嘱之真伪》，驳斥邓家彦所说孙中山遗嘱是伪遗嘱的谬论。

　　自从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开宗明义地说：“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吴稚晖成了三民主义的精诚拥护者和宣传者，他先后撰写了《总理行谊》《中山先生的革命两基础》《总理与中国革命》《我亦一讲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实现汉奸和贪污便会一扫尽》《民生主义实现之途》《总理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报告》等众多文章，为诠释和维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作出了贡献。

　　注释：

　　［1］李凡：《孙中山全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6月，第6页。

　　［2］徐霞梅：《吴稚晖先生编年事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4页。

　　［3］徐霞梅：《吴稚晖先生编年事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9页。

　　［4］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8月，上册第73页。

　　［5］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8月，上册第74页。

　　［6］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办法》，1969年3月25日，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五卷第232页。

　　［7］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8月，上册第574页。

　　［8］陆皓东，原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翠亨村人，9岁丧父，随母返回翠亨村，和孙中山共读于村塾，两人志趣相投，年龄相仿，常在一起议谈反对清朝、倡言革命之事，因而成了莫逆之交。1894年，陆皓东陪同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没有成功，两人就考察北京、武汉等地的形势。1895年2月，孙中山和陆皓东在香港成立兴中会。为人聪明正直、能书善画、胸怀大志的陆皓东，为武装起义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为军旗。后因起义失败，在撤离时，陆皓东突然想起兴中会会员的名单还留在机关里，为了保护同志的生命安全，陆皓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返回总部将名单烧毁，不幸被清军抓获。被捕后，惨遭酷刑拷打的陆皓东，宁死不屈。1895年11月7日，年仅28岁的陆皓东英勇就义。孙中山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