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求索的先行者——记辛亥耆宿、民国怪杰张难先(3)

　　1926年，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将原有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等单科大学，改组成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改建国立武汉大学，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被推为筹备主任。刘树杞难为无米之炊，问计于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石瑛。石瑛指点迷津：解决巨额经费，非张难先莫属！此时，张难先刚刚从广东回来，得到湖北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的任命书，听说要组建武汉大学，激动地说：“早年我在新军工程八营当兵，对面就是东厂口的方言学堂，石先生您在那里还当过校长。这地方虽好但太小，囿于武昌城内，无大的发展空间，应跳到城外新择佳址。湖北人爱读书也会读书，我们要在九省通衢的首义圣地办一所最好的新式大学校，使其成为中国腹地传播薪火的支点，让‘唯楚有才’在传承中延续。至于资金嘛，有句老话叫‘湖广熟，天下足’，待我到职后，举全省之力办一所大学的钱是会有的，但必须邀上李四光。想当年，李四光16岁，是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留日又留英，现已成就为大地质学家，武大选址，他是首席专家。”1928年12月19日，张、石、刘、李四位拓荒者登上珞珈山，为后人选定国立武汉大学校址。张难先现场拍板，拨25万银元立即启动工程，待理顺全省厘税后，据实再拨。从此，不仅一片荒芜的珞珈山焕然一新，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武汉大学更为国家培养出难以计数的专家学者。

　　张难先还是迎接武汉解放的和平使者。

　　解放战争后期，白崇禧退守武汉，曾召集知名人士数百人开会，说：“现在闻武汉闻人，多有与共军暗相勾结者，本部正在密查，如得确据，决不姑宽。”张难先以手杖击地，气愤地说：“据李君言，勾结共军者乃白总司令，何以含血喷人? 白总司令谓勾结共军者为武汉闻人，闻人何所指，请白总司令一一指出。”声震全场，令白崇禧张口结舌。武汉解放前夕，湖北省政府及警备司令部迁往鄂西，曾邀张难先同往，张难先坚决不走。他探知白崇禧正在策划轰炸汉口既济水电厂，破坏电信、交通、工厂和堤防的活动，即与李书城、耿伯钊等6人作为召集人，成立了一个“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以维持真空时期的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张难先冒被特务暗害的危险，偕同李书城坐镇汉口统一指挥，直至解放军入城。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难先继续为建设湖北出力。

　　1952年秋，张难先建议在武昌东湖风景区搞一个建筑来纪念屈原。这一建议被采纳，1953年10月动工，一年以后建筑落成，定名为“行吟阁”。行吟阁耸立在听涛游览区的中心，荷风、落羽两桥之间的湖岛上，清幽雅静，风光秀丽。1954年6月，张难先建议收集屈原著述和有关图片等布置阁中，以丰富其内容，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的赞同，获得了一些经费。他邀请在京的郭沫若、游国恩、文怀沙、陆和九等收集书籍、字画，还在湖北请一些闻人协助办理。

　　行吟阁建成后，张难先又建议修建“东湖屈原纪念馆”，李先念热烈赞同，并拨款100万元作为建筑费用。纪念馆于1958年5月竣工，张难先亲笔书写了“屈原纪念馆”五字横额。

　　五、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早在1919年，张难先就读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感觉耳目一新。1921年他寓居北京，曾致信陈独秀，与其探讨共产主义和中国前途等问题，因陈独秀已经离开北京而没有下文。为官期间，他目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十分关注和同情共产党人。

　　1932年10月，即担任鄂豫皖三省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期间，他曾秘密释放中共领导人段德昌的家属12人。

　　1937年12月，董必武回汉，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的张难先前往拜访，并赞助举办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实则为共产党培养人才。

　　1947年5月，他在南京出席国民参政会，提出“要以调解中共问题为中心”，制定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方案，被当权者讽为“当代秦桧”。

　　1949年1月，“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张难先任常务干事，发表了致中共和国民党政府书，促请立即实现和平。5月，积极与中共地下组织配合，实现了武汉的和平解放。不久，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通知，被邀请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9月4日，张难先和他的老朋友李书城抵达北京，被安排至大前门六国饭店住下来。

　　新政协第一次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举行。张难先目睹共产党领袖的风采，兴奋之情难抑，感到国家和民族终于有了希望。他看到分组讨论、酝酿的中央人民政府组成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惊诧不已，对周恩来说：“人民政府非历次政府能比，工作任务异常艰巨，非年富力强者莫任。难先年届七五，垂垂老矣，耳聋眼花，何堪此任，请大会另商他人。”周恩来笑着回答：“连毛主席都称赞先生敏锐，思想极有活力，何谈垂垂老矣？张先生切勿推辞。我们当然要年富力强的同志参政，那年高德劭的也不可缺少啊！”散会时，张难先又向毛上席请辞中央职务，不果。

　　本来政府准备安排他担任监察部长的，被他婉言谢绝。到了11月30日，政务院举行会议，协商中南军政委员会人选，周恩来说：“张难先先生是湖北人，对中南数省熟悉，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适合。”与会者以鼓掌表示赞成，他才勉强接受。这位被恶社会、恶政府磨砺出怪异性格的老人，终于能够舒心顺气地工作，为国家、为社会、为新生政权做贡献了。

　　张难先以空前的革命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嫉恨。1950年，国民党特务胡子民等来汉，三次谋刺张难先，幸未得逞。同年12月12日，张难先致书总理周恩来，转呈主席毛泽东，建议机关企业过多，亟须禁止。毛泽东赞扬说“唯‘可暂不可久，可紧不可松’这两句话说得好”，立刻下令实行。

　　1952年3月，荆江分洪工程规划得以通过，从小饱受水害的张难先欣喜若狂，撰文《报告一件大喜事》，刊登于3月18日的《长江日报》。5月，张难先率慰问团赴工地，慰问前线员工。6月，得知30万军民以75天的惊人速度建成第一期主体工程，取得辉煌战果，再撰《报告一件大奇事》一文，刊登于6月21日的《长江日报》。

　　张难先于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驻会常委，并连任第二届、第三届驻会委员，1955年后长住北京，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仙桃市作家协会秘书长。以网名“猫郎”活跃在天涯社区、荆楚网等网站，发表网络作品200多篇。先后在《湖北作家》、《大武汉》、《湖北旅游》等杂志发表散文多篇，部分报告文学作品入选《荆楚作家走乡村》系列丛书。出版《大话沔阳人》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