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求索的先行者——记辛亥耆宿、民国怪杰张难先

　　2009年9月，湖北省评选“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荆楚英模人物”，辛亥耆宿、民国怪杰张难先赫然在列。评委给的颁奖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年名校肇基于此；和平运动迎接解放，保境安民功不可没。辛亥耆宿，民国怪杰，胸怀天下，心系百姓。” 与石瑛、严重并称“湖北三怪”的张难先，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从反清、反袁、反蒋到拥共，走过了漫漫95年人生路。他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元勋、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国共联合的坚定主张者、和平解放武汉的功臣，是对革命有所贡献、在政坛有所作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伟大人物。

　　一、自我觉醒的思想先驱

　　1874年5月15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张难先出生在沔阳州东乡之接阳小街（今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父亲善于经营，不仅把祖传的糕饼生意做得好，还增设了槽坊、药店两业。在这个富裕之家，张难先刚满3岁还在吃奶就请私塾先生进门教他，9岁开讲，10岁作文，11岁作诗，16岁入张家沟塾馆；又从12岁开始迷上了玄学和武学，修得文武双全。

　　随着父亲病故，家道中落，张难先开始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商无起色，家中极贫，经常断炊，后与兄弟分家，靠几亩薄田度日。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一般的庄户人家也许就庸庸碌碌度过一生了事，但是张难先不同。接阳位于沧浪河边，古称沧浪里，传说是屈原遇渔父处，2000多年前，屈原被楚王流放，在这里与一位老渔翁展开了一场对话。这场著名的对话被后世解读为儒道思想的一次碰撞，老渔翁吟唱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表现出沔阳人的与时俱进，而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也反映了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从小生活在沧浪里的张难先对这两种处世哲学兼收并蓄，一方面顺应时代潮流，永立不败之地；一方面终生追求真理，不惜粉身碎骨。

　　既懂得与时俱进，又勇于上下求索，这就是张难先区别于常人的地方。

　　青年张难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喜欢打抱不平，曾挥拳教训欺负穷人的富家子弟，加上性情狂放，时常口不择言地诋毁八股，并以门联“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懒与俗人论八股文”剖白心迹，在乡间渐成异类。他对经史子集兴趣浓厚并着力钻研，但厌恶科举。1892年，18岁的他在哥哥的逼近下不得已参加沔阳的州试，入场时看到考生争抢座位、向考官谄媚等丑态，不屑为之，扔下白卷拂袖而去。当时现代科学还不普及，国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更多迂腐之见，以至于他无心功名，此后不再投考。

　　但是，他从未停止过学习。

　　为了纪念屈原，沔阳人从唐代起在接阳建了一座沧浪馆，几毁几建，至清末已成简陋的张氏宗祠。张难先喜欢在沧浪馆内闭门读书，涉猎《离骚》《庄子》《史记》《资治通鉴》《东周列国志》等。读《左传》时，读到“思小惠而忘大耻”等句，顿生民族屈辱感，对满族统治者强烈不满，反清思想暗暗萌芽。

　　1898年秋，在戊戌变法的影响下，他开始关心时事政治，每天拿着康有为、梁启超的书到处宣传。康、梁失败后，他愁绪满怀，从忧家转而忧国。他白天教书，晚上练拳，以图日后报效国家。1900年7月，八国联军侵华，他痛感国家正处在危亡之际，需要人才，于是尽力购买报纸和新书，更加努力地学习。

　　1901年，张难先第一次走出沔阳。对于这次出走，他在《简历》中这样解释：“吾少时刻苦求学，任侠好义，惹得时人不满，群起而攻之，几至不能在乡里立足，因游长江上下。”但其实，“不能在乡里立足”是假，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是真。他在宜昌、荆州等地靠卖字、作画为生，结识了很多荆楚名士，闲谈之间，渐渐认识到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远远比不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在同乡好友向笙三、许远香那里，他看到了孙中山起义的各种报道，以及宣传革命的新书、新报，视若珍宝，日夜研读。从此，他由崇拜康有为转而崇拜孙中山了。

　　不得不说，张难先是一个自我觉醒的革命家。一个乡野村夫，不断实行世界观的自我改造，很自然地立下救国之志，毅然投身革命。

　　二、武昌首义的功勋人物

　　1904年春，而立之年的张难先告别妻儿，来到省城。在武昌，他结识了曹亚伯、吴禄贞、朱子龙、刘静庵、宋教仁、胡瑛、王汉等仁人志士，共谋救国。他们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对外称“科学补习所”。张难先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并身体力行，与比他小十多岁的胡瑛同入第八镇工程营当兵。事后果然，辛亥革命就是工程营首先发难的。这年7月，黄兴来汉，代表湖南华兴会与科学补习所联系，密谋于慈禧太后70诞辰两省同时起义。不料湖南巡抚陆元鼎侦悉此事，在长沙搜捕革命党人，并知会湖北。张难先得知事情暴露，与刘静庵烧毁册籍，秘密通知有关同志走避，自己只身回到接阳。

　　1905年夏，张难先再赴武昌，与刘静庵等利用教会所办的日知会进行革命活动。1906年2月，又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在武昌成立，张难先是其中的骨干分子。当时他在仙桃镇集诚学校教书，经常往返于武昌城与仙桃镇，积极为革命奔走鼓吹。同年10月，孙中山派朱子龙、胡瑛等回汉，策划响应萍浏醴起义。因叛徒郭尧阶告密，刘静庵、胡瑛、梁钟汉、朱子龙、季雨霖、吴贡三、李亚东、殷子衡等人先后入狱，张难先也在仙桃镇被捕。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日知会案”，史称“丙午之狱”或“丙午党狱”。后来他出过一本书，叫《湖北丙午党狱汇纪自述》，详尽介绍了入狱9人的各自表现。他自己写的所谓供词，慷慨激昂，大义凛然，折服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恰好他在狱中大病，就由同乡耆宿黄福、王劭恂等保出就医，脱离樊笼了。

　　张难先加入的第三个革命团体是文学社。“丙午案”后，他人回到仙桃镇教书，心却在武昌，不时到武昌监狱探望被捕的同志，或与彭临九、胡经武、詹大悲等讨论革命，并于1911年初参加文学社。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武昌最大的两个革命团体，也是武昌首义的主导者和主力军，张难先虽不是首领，但以老成持重获得了大家的尊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因意外事件提前爆发，张难先于第二天匆匆忙忙从仙桃镇出发，一到武昌，即参与拥黎大计，使大局得到稳定。随后协助李亚东守卫汉阳，提议黄兴执掌军权，因亲到阵地演说以鼓舞士气，差点把性命丢在琴断口。

　　11月，季雨霖以安（陆）襄（阳）郧（阳）荆（州）招讨使身份组建西征军，从武昌溯汉水进入仙桃镇，在龙华寺设下行辕。张难先被武昌军政府任命为西征军特遣顾问，协助军务，筹集军需。张难先和杨玉如先后说服京山的刘英、汉阳的李亚东、汉川的梁钟汉等率部归季，使部队从数百人扩大到万余人，一时兵强马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