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济民，中山思想的践行者(2)

　　（五）孙中山思想的根基是博爱仁学

　　何所谓仁？孙中山根据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中的精粹——自由、平等、博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即博爱思想加以糅合、陶铸，赋予自己的解释，使其博爱思想既带有中国的传统道德仁的涵义，又包含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内涵，使其更具有时代和世界的意识。如前所述，孙中山说:“据余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之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又说:“仁之种类: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国之仁。”“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在晚年作三民主义讲演时，孙中山又强调把三民主义口号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加以比较，指出，“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以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孙中山博爱仁学是近代资产阶级新仁学的代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仁学的发展与中国知识分子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过程相一致。从其奠基者康有为，到集大成者谭嗣同，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都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伦理原则“自由、平等、博爱” 来改造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并与中国儒家思想核心“仁”相联系，赋予了仁近代资产阶级启蒙的思想内容，使仁学获得了同步时代精神、与知识分子救亡与启蒙相一致的文化内涵。所以称之为“新仁学”。 孙中山博爱仁学是近代中国道德现代化思潮的体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一种“道德决定论”思潮，孙中山是代表者之一。比如他说：“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虽然片面夸大道德的社会作用，但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的现代化却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孙中山博爱仁学是其新的文化观念体系的表现：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学习西方先后经历了物质、制度、文化等几个阶段。文化观念的更新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文化观念应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变迁而更新。孙中山以博爱言仁，突破了传统仁学中的远近亲疏之别，用资产阶级博爱原则改造中国传统仁学，赋予博爱以新的内容，并与民生主义、救国救民目标联系起来，为中国民主革命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二、蔡济民是孙中山“天下为公”博爱思想的践行者

　　蔡济民（1887－1919），南社社员（序号725），原名国桢，字幼襄（幼香），湖北黄陂人。先后加入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南社等革命团体。

　　1909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日），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等17人聚首虎丘（其中14人为同盟会员），表面上是浏览景色，实际上是到虎丘仅一箭之遥的张公祠内商议一件大事，就是成立一个联合全国知识分子开展反清斗争的团体，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由于清廷严禁知识分子结社，而这个团体又以反清为宗旨，所以比较隐秘，而开会地点选张国维祠也是有深意的。柳亚子解释说：“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帜。”（《南社纪略》）南社成立后，飙发云起，海内风从，立即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反响，各地知识分子中的进步精英纷纷加入南社，最多时有1183人，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文学社团。南社并不仅仅全是文人用笔在战斗，许多人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武装起义和后来的一些反袁、北伐等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飚先生介绍说，其中有武昌首义元勋蔡济民和战时司令部司令黄兴、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身先士卒率领民军攻打江南制造局的上海光复领导人陈其美，策动、协调新军起义、为“南京奠定，开国建勋”的范鸿仙、柏文蔚，率领革命党和军民逼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的张通典、张默君，云南起义主要领导之一李根源，在浙江光复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沈钧儒、马叙伦，策动山东独立的蒋洗凡，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等等。南社、新南社的精英，如周实、阮式、宋教仁、宁调元、陈子范、范鸿先、程家柽、吴鼐、周仲穆、姚勇忱、仇亮、陈仲权、陈其美、蒋洗凡、陈耿夫、蔡济民、易象、廖仲恺、陈秋霖、绍飘萍、林白水、梁六度、叶天底、杨杏佛、郁曼陀、林庚白、朱少屏等二十多人，相继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在我国人民奋斗前进的道路上写下灿烂的血史。（嵇 元，七里山塘：几成辛亥革命“宣传部”）

　　胡淼森在《学习时报》的“晚清民国诗学与政治关怀”一文中指出：追寻：政治家的清风雅韵。百年沧桑，伤心巨变。陈天华、徐锡麟、邹容、林觉民、喻培伦……无数青年才俊、人中龙凤，“抛却十万头颅血，要将乾坤力挽回”，以血肉之躯搏浪一击，挽救摇摇欲坠的山河，追寻梦寐以求的共和。然而蓝图总被现实嘲弄，从清帝退位到袁世凯复辟失败，从北伐统一到抗战胜利，实现共和梦、富强梦的机会不断错过，只在诗句中留下沉痛与忧伤。辛亥元勋蔡济民少通经史、善诗文，首义之日率部火烧督署，立赫赫战功，其《书愤六律》中，“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同仇或被金钱魅，异日谁怜种族亡？回忆满清渐愧死，我从何处学佯狂！”脍炙人口，成为反对独裁复辟的战斗檄文。

　　蔡济民一生对孙中山先生崇敬有加，一辈子为中山先生的崇高事业奋勇拼搏，孙中山亦对蔡济民十分器重，“幼香久为吾党坚贞之士，奔走国事，百折不挠……”中山先生先后委任蔡为湖北讨袁军司令长官、鄂军总司令和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兹将蔡济民身体力行，践行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博爱思想的实践略述如下。

　　蔡济民辛亥革命前任新军二十九标军队同盟标代表，后任同盟会鄂支部参议部部长。家世业农，父香圃先生始读书，教授乡里，具爱国思想，甲午中日战败后，曾有“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的诗句。公少有大志，英敏异于常童，髫龄趋庭已贯澈经史，备悉中外大势，以吾国国势之弱，非注意军事教育不能图强，慨然有投笔从戎之想。稍长，则日耕夜读，所业日进。他幼承庭训，诗文有根底；长而接触进步书刊，故年十余岁即胸怀革命大志。湖北常备军扩充，投入左协第一旗当兵。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选优秀识字士兵入堂肄业，他是仁字斋学兵，因操课优良，一年即提升为司务长，再升二十九标（团）二营后队（连）排长。

　　（一）武昌起义前，策划当晚举义

　　湖北革命团体，至辛亥革命前夜，形成两个规模较大的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它们共同担负着武昌起义的发动工作。其主要组织者为孙武和蒋翊武，两大组织在新军各标营均有代表。贺觉非在《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蔡济民·中写道：“共进会成立加入为会员。因素与蒋翊武、王宪章、张廷辅友善，故又为文学社员。查光佛介绍他入同盟会，并任同盟会湖北分会参议部长。以此之故，他在共进会，文学社各谋发展，彼此有抵触时，他起到斡旋团结作用。联合大会他被推为参议长，仅次于孙、蒋两人。起义时尤其突出……他在武昌起义时，对共进会、文学社同志，均指挥裕如。对非党人士，亦推诚相与，彼辈亦乐于为助”。“蔡济民原为日知会会员，又参加过同盟会，蔡为了统一步骤，在本标组织军队同盟，规定加盟者不论加入何种会、社，均须接受本同盟统一调度。蔡济民任标代表，高尚志为副代表，下设交际、宣传、登记、军备、庶务五组，各选专人负责，营、队、排均设代表。军队同盟成员多是起义军人骨干”。“辛亥十八，他接到通知，准予当晚起事，但听炮声出动”。是日晚“小朝街机关被围，蔡济民化装往探，得知各领导同志被捉，或避匿无踪，街市宪警密布，行人断绝，当夜发动，料难实现。回营后即派同志周荣堂、邱明清、余子林等分途通知各标营代表于翌晨在通湘门外莲溪寺集会，商讨挽救方针”。“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晨，张廷辅在营中被捕，情形愈趋紧张。有人询问第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有无蔡济民其人？张答只有蔡国桢，没有蔡济民。张不知蔡济民即蔡国桢，因之蔡得以免祸”。是日“武昌各城门迟至九时始开，以长绳牵隔中间，出入检查，蔡以巡查为名，驰至预约地点。蔡首谓：昨晚机关泄露，彭、刘、杨等三人被捕后通宵审讯，天明前已慷慨就义，其余如牟鸿勋、龚霞初、刘同等，尚在刑讯逼供中，现侦骑四出，势将按名搜捕，与其捕而后死，不如死里求生。今日之会，在于速决对策。依我之见，只有今夜下手，免得功亏一篑。当获到会各代表赞成。遂各回本任，枕戈以待”。“彭、刘、杨三人之死，他强抑怒火，故示镇静，在全标官长会议席上，他建议加强巡逻，发给必要子弹，以便应付非常。本为革命需要，该标长官还以他计策万全而予以通过”。“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上午蔡济民与各标营代表议定后，即回本营通知各营队代表准于当晚听点名号音在操场集合，鸣枪发动。逾时不见动静，事后方知上级官吏已令发号点名，暂予停止。并派有委员，坐守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