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3)
辛亥革命网 2010-08-01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61.10.06) 作者：何香凝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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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乃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设法制止日本留学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清廷驻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缔规则中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镇压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这次“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也无例外地考验了我们留学日本的每一个同盟会会员。我和仲恺，还有很大一部分同盟会员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我们在斗争中团结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就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由靠拢我们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不但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反而更加活跃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即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考入正规大学，只是混在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里学习，恐怕罢课对他们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官费，恐怕会被学校开除，为自身计，他们是主张妥协不罢课的。汪精卫还在当时的所谓“维持会”上签过名。当然，要说全体留日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特实行起来颇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孙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那时的斗争中，革命党人主要的是应该和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争取胜利，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恰恰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的。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所写宣传革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人的文章仅仅反映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等。第二类人的文章则指出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试着把那种尽管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他们在《民报》上宣传“细民”与“豪富”的斗争，也就是宣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执信和廖仲恺。仲恺在《民报》上用的笔名，叫做屠富。当时中国同盟会存在的这三类思想都在《民报》的文章上反映出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问题是提出来了，也有过争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彼此的见解也极不一致。辛亥10月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皇帝就退位了。辛亥革命是没有明确的思想准备作为基础的。当时武装斗争是抓得紧，而思想建设就比较松了。后来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第一类人和第二类人中的一部分在刚刚推翻清朝、袁世凯上台的时候，就完全倒过去了。第二类人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候，也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而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又不幸在1925年因病去世。朱执信又牺牲在先。自始至终一心一意跟随孙先生，忠心耿耿地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比较进步的，自由、平等、独立、富强的国家的国民党人，便只剩了廖仲恺等少数人，仲恺后来又被往日的老朋友、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暗杀牺牲。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因而被蒋介石、汪精卫等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派推迟了三十多年。
同盟会正式成立大约一年之后，我们遵照孙先生的指示，宣传反对保皇党，并与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及君主立宪派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保皇党害怕革命，他们提出“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论调。孙先生对此极为愤慨，就口述意思，叫人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除彻底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别无出路。革命绝不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严词驳斥了保皇党的反动论调，得到当时有志青年的拥护。孙先生还叫廖仲恺、朱执信和我联名写信给海外美洲等地华侨，向他们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华侨同情。不久也有华侨加入同盟会，并寄了款来，赞助革命。在这期间，我虽然只会讲广东方言，还不会说普通话，但是通过笔谈，也在留日同学中交接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是从事革命的好青年。同盟会的著名女盟员秋瑾和后来在黄花岗之役牺牲的千叶医科大学留学生方声洞，就是我在这个时候结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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