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辛亥革命网 2010-08-01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61.10.06) 作者：何香凝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少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二十岁与廖仲恺结
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少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二十岁与廖仲恺结婚。我们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谈到反清的事。结婚之后，我又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愤激。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仲恺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恺生在美国，仲恺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恺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恺的亲兄懂得一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他不答应给仲恺到日本留学的学费。仲恺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费，钱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抛弃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恺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即1902年的冬天），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1903年初，我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入学之后，我觉得日文程度不够，听课有困难。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成濑寅藏，就请学校的舍监及舍监夫人帮助我学日本语文。成濑寅藏对我的学习问题十分关心，多方帮助，是我至今仍然感谢的。这个时候，我除了每日在寄宿舍加紧学习日本语文之外，有时也和仲恺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和仲恺还有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去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像一般年青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去了。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视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训练军事人材。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那时我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廖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组织了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集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
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员约有二十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照料烧水煮饭的事情，为他们管理家务。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一向对我们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结了日本警察，经常侦查我们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军事，练习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们是可以继续练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仅仅为了谈恋爱，结果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子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停止了。
1904年初，孙先生作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与陈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的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读书、一面做些革命宣传工作，生活流动无定而又紧张，照顾小孩很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本。梦醒虽然是我初生的第一个女儿，但是我也只好将她留在我娘家托人抚养。而她那远在千里海外、正在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同时从事联络革命青年工作的父亲——仲恺，则直到一年多以后回到香港筹款，才第一次与他自己的女儿梦醒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