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3)
辛亥革命网 2010-07-30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91.05.26) 作者：盛永华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编者按：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离开我们
其次，宋庆龄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学说，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赋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时代的内容和特点。因而，她把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贯联起来，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
“民族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第一面战斗旗帜。孙中山在４０年的革命生涯中，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断进步，从旧三民主义时期的对内反对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对外避免帝国主义瓜分、“共管”，发展到新三民主义时期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孙中山始终对帝国主义存在或多或少的幻想，没能提出明确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帝斗争纲领。宋庆龄继承孙中山“联俄”及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志，继续奋斗。在实践中，她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提高与深化。还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宋庆龄第一次独立地以政治家的身份就五卅惨案发表谈话时便指出与帝国主义“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必须“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表达了她与帝国主义绝不妥协的立场以及在反帝斗争中民众联合的思想。不几年，宋庆龄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又有了质的飞跃，她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争取祖国和民族的独立；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斗争，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相联系。她指出“目前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时代”，无产阶级“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而这个斗争必然导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日益扩大和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肆虐，宋庆龄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行动”，她自己并长期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领导人，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而不懈斗争。把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以铲除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铲除殖民主义，铲除民族压迫，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这就是宋庆龄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列宁对民族问题的分析完全一致，也是她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建立了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统治基础的独裁政权，孙中山的建立人民“享有一切自由与权利”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大旗，并对民权主义的要义作了充分的阐发和重大的补充。宋庆龄以工人农民这“两大基本群众”是否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来衡量民权主义是否得到实现。因此，她赋予了孙中山民权主义中的“民”以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同时，她肯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才能使民权主义得以真正实现。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熏陶的宋庆龄对于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资产阶级的形式的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孙中山理想中的新式共和国“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宋庆龄坚信工农大众必须以革命武装斗争的手段，才能夺取真正的民主权利。以革命武力去实现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民权，是宋庆龄赋予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新的内涵。从而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阶段的时候，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宋庆龄对于民权主义的补充与发展，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认为民生主义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旗帜。在“宁汉合流”以后，宋庆龄高举民生主义的旗帜，且大大扩展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力图重新集结革命力量，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她把民生主义作为新时期社会革命的总纲，强调“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孙中山为了使贫困落后的祖国臻于繁荣富强，预防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提出了民生主义，企图采取“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手段，医治资本主义的溃疡。孙中山怀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在他的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切望实现“耕者有其田”，但他希望通过国家的“政治与法律”的手段来进行。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阶级基础，因而他从来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对象，因之，他也并没有把农民看作是革命的主力军。孙中山没有把民生主义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同国民革命——政治革命密切联系起来，而宋庆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重大的发展。从而把孙中山的带有改良主义和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民生主义，使民生主义具有更为深刻和宽广的内涵。宋庆龄以最明确的语言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宋庆龄对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的论述，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所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完全一致，表明她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是何等真切，对历史发展的方向把握得何等准确。
对于社会革命中的主力军，宋庆龄认为工农阶级“是我们力量的基础”，“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是“我们所依为主力和革命为之奋斗的阶级”。
同样，虽然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节制资本”比过去给予了更大的注意，但他也没有深刻认识工人阶级在新的革命阶段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社会革命的领导权，宋庆龄早在１９２７年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如果说１９２７年，由于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国民党左派旗帜的特殊地位，在当时因受各方面力量的制约，还不能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几年以后，即１９３３年９月，宋庆龄在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的讲演中，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问题：“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有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她已经确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宋庆龄关于社会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论述，是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具有本质意义的补充与发展，使得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达到了一致，使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成为团结广大人民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欣喜地看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她仍然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团结国内各阶层爱国人士参加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并为这个伟大的事业争取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多年以后，宋庆龄在回答斯诺对她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的提问时，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是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这是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和影响的最好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