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
辛亥革命网 2010-07-30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91.05.26) 作者：盛永华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编者按：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离开我们
编者按：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离开我们整整１０年了。她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卓越领导人，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今天，在举世缅怀这位杰出伟人的时刻，本报刊登此文，以表示向宋庆龄同志深深的敬意。
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４０年，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随着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他的主要助手往往也有所变化。从追随孙中山革命至他逝世，对他的思想与事业都能深切理解并支持到底的人并不很多，而宋庆龄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作为孙中山的学生、战友、同志、妻子，宋庆龄与孙中山并肩走过“艰难顿挫”的十年。先是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历尽险阻而回天乏术；然后是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在时代的大潮中奋进不已。在这个过程中，宋庆龄当然更多地是接受孙中山的指引，但她作为学生，对导师的积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宋庆龄继承和发扬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她无愧于她的师长、战友、同志和丈夫——孙中山。
大致说来，宋庆龄从１９１３年秋开始协助孙中山工作，１９１４年９月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１９１５年与孙中山结合至１９２２年６月陈炯明叛变，是宋庆龄向孙中山学习、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并在参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实践中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时期；
从“二次护法”失败至１９２５年孙中山逝世，宋庆龄同孙中山一起“与时俱进”，探讨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思想，探索拯救祖国的新道路，成为孙中山后期的重要助手与忠诚战友。她协助并促成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逝世后至宋庆龄１９２７年８月出国访苏前，她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磨砺，团结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坚决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１９２７年８月以后，宋庆龄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了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自我超越，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其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中，她捍卫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以此为旗帜，召唤国内外各阶层的爱国者和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外国朋友，组成广泛的统一阵线，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不懈奋斗。
（一）
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开始并肩战斗时，形势极为严峻：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袁世凯窃夺，“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孙中山的共和理想只是昙花一现。再次作为流亡者，孙中山陷入极端痛苦和困难的境地。他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终因这个新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的战友。革命事业处于低潮，孙中山的前途也难预卜。宋庆龄的到来，使孙中山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抚慰，长期流亡生活的孤寂得到慰藉。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与孙中山的第一次婚姻不同，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前夫人卢慕贞是中国式的贤妻良母，承担了孙中山全身心投入革命的所有后果。但她不可能深切理解和直接帮助孙中山的事业。而宋庆龄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统治的英雄，了解到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１９０８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经常给她去信，告以国内发生的情况，还寄发剪报材料。她认真阅读各种材料并加以分析对比，进行反复的思索。及至得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时，这个一向沉静温雅的姑娘，将她的全部激情倾注在她那篇著名的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文章讴歌了辛亥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她表达了自己对祖国殷切的期望和深挚的爱：“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爱，应该作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这篇论文表明了宋庆龄对革命的理解：革命的必然性——“压迫导致了革命”；革命的合理性——“造福人间的喜事”。她把以民主共和制度取代封建专制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表明宋庆龄的政治思想在剧变的形势的推动下有了迅速的进展，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宋庆龄１９１３年８月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父母时，她会见了久仰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资料的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和书信往还。由此大大加深了她对孙中山的人格及他的事业的理解。所以当宋蔼龄因婚事离开日本时，宋庆龄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正式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孙中山、宋庆龄的结合，是中国革命的奇妙的产物。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神奇的感情——给他以慰藉，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这桩婚事绝不能也不应以世俗的眼光来评判。年轻美丽、温柔深情而且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对于当时的中国说来是最先进的西方民主思想。宋庆龄后来忆述：“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她１９１５年夏从东京回上海省亲前对孙中山这样表明心曲：“我曾详细地想过好久，觉得除了帮助你为革命工作外，没有什么再使我快活的了……我极希望自己能这样地献身革命”。宋庆龄这种“委身革命”的高尚情愫，也表现在她给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信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真正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宋庆龄将自己的幸福，与中国革命事业连结了起来。她抛弃了优裕、舒适的生活，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坎坷、曲折而又伟大的道路，勇往直前，义无返顾。
（二）
尽管宋庆龄在学生时代就表现了她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热忱，但对于中国真正具体的了解，还是在与孙中山结婚以后。以往，她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农村的情况以及广大农民的痛苦，理解极为抽象。是孙中山帮助她认识自己的祖国：“孙中山很穷，到１５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４０年的生命。”正是孙中山帮助宋庆龄具体深化了她原来的认识——“压迫导致革命”。
当然，对于旧中国的直正了解，主要来自于革命实践。结婚以后，宋庆龄马上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她参加了讨袁、护法、北伐……革命实践开阔了她的眼界。孙中山对她极为信任，她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来往函电和对外联络的工作。孙中山革命活动中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亲率红十字会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视察军事要塞……当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他的《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资料员、抄稿员和翻译。革命实践加深了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理解，使她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至中国，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加紧学习俄文和德文，为与苏俄联系作好准备。１９１８年夏，宋庆龄、朱执信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及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他们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孙中山的许多文件、声明、函电等等，都出自宋庆龄之手。但是，当她还是孙中山的学生和秘书的时候，她也不是机械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熔铸其中。她的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孙中山思想的前进而发展。孙中山因年龄、阅历以及在国民党和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从各种力量的平衡及策略上考虑，他迈进的步伐会十分审慎。那么，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宋庆龄，以她敏锐、活跃而激进的思想，对孙中山肯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