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理解与影响(2)
辛亥革命网 2010-07-30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91.05.26) 作者：盛永华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编者按：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离开我们
（三）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极度悲愤。但物极必反，这次事变成为孙中山后期政治生涯的转折，起了促进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催化剂的作用，也成为孙中山、宋庆龄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契机。
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她“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及至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她“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打算熬不过时，就请卫兵“把我枪毙”，以免落入叛军手中。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支持孙中山的事业，宋庆龄是随时准备牺牲的。事实上，在为新中国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她的生命一直受到反动派的威胁。
孙中山不愧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很快又振作起来，愈挫愈奋，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找到自己事业的真正朋友和同志。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孙中山）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１９２２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孙中山毕生期望有能帮助中国革命的拉斐德，终于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中找到。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孙中山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日益密切，交往频繁。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多次派出代表会见孙中山并提出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各阶级的政党的建议。１９２２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探讨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对于国共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促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方面，宋庆龄做了大量的工作。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回到上海。此时，中国共产党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是年７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指出，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８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确认了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形式。１９２３年６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就在孙中山回到上海仅十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到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和宋庆龄不断总结与探索。曾任孙中山秘书的田桓回忆１９２３年２月的一天，他向孙中山汇报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一事时说：“宋庆龄同志也和我谈了一些关于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她鼓励我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着想，要继续努力为革命工作。”说明在酝酿国共合作时，宋庆龄与孙中山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还在３０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说：“在１９２４年，为国共合作问题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这是孙中山、宋庆龄从爱国主义的基点出发，经过痛苦的探索而得出的极其深刻的共识。以后，宋庆龄还多次谈到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正是通过多次的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国共合作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右派反对这一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当时彻底并始终支持三大政策的党员并不很多，廖仲恺、宋庆龄是寥寥者中最坚决的两位。宋庆龄对于促成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制订三大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没有人能代替的。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孙中山在制订三大政策时压力重重。对于这样一个关乎国民党命运的重大决策，他当然会思虑再三，内心也会有矛盾。这时，宋庆龄的理解与支持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由此，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的高涨，也体现了孙中山、宋庆龄革命思想的升华。他们的思想适应历史的潮流，表现了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高度进步性。
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国民党内的主要助手大多逐渐背离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宋庆龄在廖仲恺牺牲以后，能够坚定高举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继续与时俱进，实与她同孙中山的思想认识一致并参与制订三大政策的革命实践所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
（四）
１９２７年，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公开绞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历史把继续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挽救并推进国民革命的重担放到宋庆龄和她的战友的肩上。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后期的重要助手与战友，作为高举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革命旗帜的旗手，在捍卫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斗争中，以她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她仍在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首先，宋庆龄始终把握住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灵魂与精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理论上，她强调三大政策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内涵，是实现三民主义的策略与途径。她反复指出“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在实际斗争中，宋庆龄更突出强调三大政策的实行。把三大政策作为推动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宋庆龄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理解与发展。也是她在新的形势下给革命与反革命划出的分界线。任何抛弃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都是假三民主义，都是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的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