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革命前中国传统文化观探微(2)

 可见，孙中山伦敦蒙难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不系统的批判，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而言的，出发点是让中国尽快走上革新的道路。孙中山的文化观上的归宿与其革命政治观的归宿是一致的，因此孙中山本人也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相当部分不满，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那么孙中山早年西化突出，主张学习西方，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离异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孙中山一生都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文化，只是晚年对西方文化趋向保守，但保守不等于守旧，孙中山一直主张要学习西方，并不是一味反感传统、全盘西化。孙中山1906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就言“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需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有少数人把持文朗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表明孙中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反思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具有信心，中国文化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我们学习西方时，也要避免弊端，吸其精华，“而决不能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另1910年二三月间他对中国籍欧美、日本留学生“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至上”提出了批评，认为“祖宗养成之特权，子孙不能用，反醉心于欧美，吾甚耻之”。这些都表明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就已经认识到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同时要注意文明类型的差异，广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1911年孙在欧洲的演说，这种观点的表达就非常的明显，“彼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语言仍用官话，此乃统一中国之精神，无庸稍变。汉字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在与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的谈话中也强调对中国官话、华文继承的重要性安排。

  因此笔者认为，孙中山辛亥革命前，中国传统文化观一直处在开放与发展状态，不但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是一个混古、惑古论者，而恰恰是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善于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同时我们在考察孙中山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的时候，也能窥探孙晚年理解并极力颂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渊源迹象。 

  二、考察之后的历史反思  

 孙中山首先是以一个革命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他曾与严复谈话言“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实践者，但是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其文化思想却有其可取之处：处于整个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又一直交织交融为一体，中西文化交流显得特别复杂，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处于劣势，早年孙中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下，尤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筛选与肯定，这种批判继承的态度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领域留下了深远影响。 

  所以考察之后反思，笔者认为孙中山辛亥革命前传统文化观仍不免留有落后与权宜的东西。1896年，孙言其革命“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苏，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此语值得玩味。前半句“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与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一致的，这显然留有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昀痕迹。孙中山早年构建民族主义理论时，显然受到“夷夏之辨”传统观念和中国传统秘密会社“排满”主张的影响，虽这种“大汉族主义”概念不能同世界史研究界通用的“大民族主义”概念雷同，但早年孙中山受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影响，思想中暗含落后狭隘的民族主义传统思想，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孙中山在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时，把糟粕当精华吸收了，与孙后期发展成熟的民族主义思想比较显得很不协调，但并不难理解，关键是看孙中山为革新社会之目的如何定位利用的；而后半句孙言革命要“复三代之规”，以后在论及西方时，也说“泰西诸帮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及1897年，与官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又说“人或云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勿谓我国民无进取之气，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证据，亦大有进步之机兆也。”都表达了崇古羡慕三代之善政，并且喻当时的泰西之政“深得三代之遗风”，“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在这里孙对传统文化进行肯定、激发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不免带有“西学中源论”的嫌疑。这种“西学中源论”按照汤奇学先生的解释“正是以复古为旗帜谋求思想解放，以妥协为形式力争进取，以杜撰的学说为根据，激励人们去探求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论述可谓独到，而孙中山早期的传统文化观也确实留有某些“西学中源论”痕迹。一方面，19世纪后半期，“西学中源”论非常流行，孙中山所具有的知识背景促使他带有“西学中源”论倾向；另一方面又是中国社会革新的需要。从孙文化思想的脉络考察，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肯定，要“复三代之规”，有崇古思想，但并非文化复古。要知道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源自西方，辛亥革命前晚清政治思想发展又极具超前性，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在当时中国并未蔚然成风，很多平民百姓甚为惶惑，对革命后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是缺乏信心，因此孙宣扬革命后成立的民主共和国是“复三代之规”的表现，无非是在历史中找到一个传统坐标，按照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善诱，利用国人的崇古心理达到革新的目的，是一种“托古革新”的表现，也是一种勉强附会之权宜策略，因为孙中山的革俞主体力量及组织性都很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