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武昌起义新论(5)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汤丽莉 查看：
如果说黄兴没能亲自参加领导武昌起义更多是历史的偶然因素造成的话，那么黄兴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迟至28日才抵汉，此“迟'则与战略判断等主观因素紧密相关。
武昌起义爆发后，消息传到香港，此时的黄兴没有马上前往。而是直到10月17日才离港北上。[19 24日抵上海，28日抵武昌。这时，湖北军政府成立已经18天。“是时革命军盼公到鄂。几成失望。”]黄兴抵汉时，黎元洪已愉快地履行起都督职务来了。要由同盟会领导人掌握最高权利已经不可能。
黄兴在武昌起义后动身迟缓，最重要的原因是等待外款。我们注意到。黄兴在武昌起义前夕即函电交加。催促筹款以备鄂军起义，各省响应。但是邮路费时，筹饷不易，来款并非指日可到。而黄兴因受失败教训太多，对于筹款看得很重要。所以武昌起义后，黄兴还是频频致电催促筹款事宜。想带巨款回鄂以防资金上的匮乏而导致前功尽弃。他先后向钟幼珊、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美洲筹饷局催款。信中写道：“今幸基础已立，力图北伐：而南方沿海各省不急起。不足以固后路。敢飞书求助，力汇巨款，协谋两粤。弟日内即前赴武昌。虽道途梗塞。必可得达，望毋以为念。” “武汉之秩序今己恢复，长江流域指日可定，惟两粤、滇、闽各省，非待外款接济，不能独立发动……计己待之款，以之办一省之事。为忧不足。请火速竭力筹画，事方有济。”]从这些言语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兴之所以仍把筹款作为当务之急，在于他一贯坚持的“一省独立，各省响应’的主张。而他不知道起义后的武汉并未“基础己立”，而是正面临着领袖真空，局势不容乐观。
武昌首义是由一些中下层的同盟会成员和其他革命党成员在孙中山的旗帜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后独立发动指挥的。在起义的过程中没有同盟会领导成员亲自指挥。由于基本群众组织发动起来了，在脱离领导的情况下，起义终于能够掀起。但在起义后士兵们却面临着没有众望所归的领导人的苦恼。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高层领导人迟迟未来，起义前确定的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和参谋长孙武也不知所踪。最后“使黎元洪这样的旧党在群龙无首的混乱状况下，不伦不类地登上了首义之区的都督宝座。在这里，首义也就隐伏着首败。”而这种情况的发生。是远在香港的黄兴所没料到的。
对首义后的武昌局势缺乏了解使黄兴仍把筹款当成第一要著，因而迟迟没有动身赴鄂。这不啻为判断失误。而造成这种“判断失误’的原因似乎也可从黄兴之性格、之为人的角度来作些探讨。众所周知，黄兴一向宽豁大度，容忍谦让，从不争领导权，故能与孙中山合怍无间，相辅相成；他一生以“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作为立身处世之道。后来他还说：“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胜利后，几个领导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黄兴在武昌首义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仍没有立即奔赴武昌，心中是否也有这样的顾虑呢？后人无法得知。但也不妨作此猜测。
总而言之。黄兴的“迟至旷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尤其是当历史的偶然性加入其中后，我们更应站在被论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去看待这一问题，这样才不失历史的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