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蒋翊武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传媒活动(3)

   （二）以报刊传媒为社会改良的舆论阵地在武昌起义之前，蒋翊武参与的报刊主要是上海的《竞业旬报》和武汉的《商务报》、《大江报》。《竞业旬报》以刊载时事政治材料为主，设论说、学术、译稿等栏目，宣传爱国排满，抨击改良立宪，提倡科学和妇女解放等。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该刊“全部用白话文写作”，可谓开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先河。二是“它和香港的《中国日报》保持有密切的联系，接受后者委托，担负了及时向后者传报有关国内革命行动消息的任务”。    蒋翊武涉足的报刊，不仅以宣传革命、改良社会为己任，还对当时社会丑陋现象予以揭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唤醒民众，向民众灌输平等、自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作用。1911年1月21日，英国巡捕无故踢死人力车夫吴一狗案发生，当地民众群情激昂。次日，英巡捕枪杀示威群众，舆论哗然。23日，江汉关道为讨好外国列强，谕令“各报纸勿登录”，并特地以“手谕”关照《大江白话报》，“勿言车夫系伤死”，以图掩盖真相。《大江白话报》当即予以拒绝，连日以头版头条公开揭露。“当时，各报畏于威势，噤若寒蝉，独《大江白话报》无所顾忌，大张挞伐，从此声誉大著。”（第225页）在文学社1911年3月15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蒋翊武号召社员们为《大江报》提供稿件，《大江报》尽量刊载并免费为各营队送报一份。这以后，《大江报》经常登载新军中的消息，对不法军官攻击尤力。“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大江报》成为“汉上四大报”之首。

    （三）以报刊传媒为革命事业的监督阵地    自南北议和以来，革命阵营中滋生了“革命起义成，革命党人消”的思想。一部分革命同志对革命前途过于乐观，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斗志消退，乐于享受。蒋翊武不是“急流勇退”，而是急流勇进，自发承担起对革命事业进行舆论监督的重任。在1912年2月7日刊发的《（民心报）定期出版广告》一文中，蒋翊武提出了四大“政见”：

    （一）对于民国现时开幕，主张军国主义；（二）对于民国将来建设，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三）对于民国着手进行，主张经济竞争主义；（四）对于各国交际，主张正义人道主义。

    《民心报》拥护同盟会和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揭露民社和黎元洪把持下的湖北军政界各种黑幕。孙武控制的《中华民国公报》起而反扑，双方笔战数月。一位老报人记其事说：“《民心报》者，蒋翊武所创办，以为文学社之言论机关也。时翊武与孙武相水火，故文学社与民社俨如对垒，《民心报》与《中华民国公报》亦以是相排击，攻讦无虚日。”

    《民心报》是蒋翊武自己投资、自己管理的报纸。从该报的《（民心报）定期出版广告》和运行过程来看，它以维护民主共和为宗旨，以监督政府和革命队伍为己任。由于《民心报》是文学社的机关刊物，无形中在舆论上就与黎元洪、孙武为首的民社把持的《中华民国公报》对立。1912年8月9日，《民心报》在复刊后的《大江报》查封后的第二天，发表了蔡寄鸥的《哀（大江报）》一文，再一次对黎元洪践踏新闻自由、破坏民主的专制行为进行鞭挞，使黎元洪勃然大怒。蒋翊武为了保护同志，“再三申辩，黎怒终不稍释，于是夫《民心报》亦告停刊矣”。遗憾的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两份前后两天被黎元洪查封的思想激进的报纸，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媒体给《大江报》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声援，而对《民心报》惨遭查封的厄运较少关注。但《大江报》从此在舆论界消失，而蒋翊武为《民心报》的复刊还在努力。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蒋翊武被选举为参议，并担任了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之职。蒋翊武在从事党务建设的同时，仍然没有忽视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他通过报纸宣传'展开了对革命果实篡窃者的正义斗争。《震旦民报》原本是张振武出资经营的报纸，观点倾向于民社，与同盟会相对抗。8月16日，张振武被袁世凯杀害于北京，该报经费来源无法保障。此时，《大江报》、《民心报》相继被迫停刊，同盟会湖北支部长石瑛想换个名义继续办刊，蒋翊武建议收购《震旦民报》。后来，在谭延间、李烈钧的资助下，《震旦民报》得以继续出版，其采编人员“大多从刚刚查封的《民心报》馆转来，皆报界优秀之士，且都为国民党员，集一时人才之盛。是报亦从此成为国民党言论机关”（第336页）。该报始终坚持与黎元洪御用《群报》进行笔战，发表的《黎元洪竟欲效汉高祖耶》、《床下英雄传》、《新空城传奇》等文，对黎之丑史及其与袁之勾结大张挞伐。

    （四）以报刊传媒为革命力量的组织阵地    无论是上海的《竞业旬报》，还是武汉的《商务报》、《大江报》，在报刊编辑部的旗帜下都聚集了当时中国一批有思想、有抱负和政治主张的进步青年。《商务报》是文学社的机关报，《民心报》是1912年2月“倒孙（武）”运动的指挥机关。

    1910年4月中旬，“革命党人在《汉口商务报》多次集议，拟借长沙爆发饥民抢米风潮之机，发动起义”（第219页）。《大江报》是文学社的言论机关，也是文学社的联络机关之一。文学社社章首先在该报发表，筹建文学社时的几次重要会议也是以该报名义召集的。1912年2月27日，由文学社社员和革命党人组织的“改良政治群英会”，为推翻黎元洪、孙武控制下的湖北军政府，率众数千人在武昌暴动。起事以《民心报》馆为指挥机关，“各军团之重要军人，往来报社，络绎不绝”，即败，史称“湖北二次革命”（第281页）。可以说，蒋翊武所涉足的几种报刊，均在不同的时期聚集过一批进步的、革命的精英，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和巩固阶段，起到了组织革命力量的作用。

    此外，蒋翊武还在团结报刊媒体、协调报界关系方面作出过积极的努力和探索。武汉是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媒体异常活跃的地区之一，据各方面资料反映，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报刊有近百家，很多报纸只是昙花一现，具有较大影响的报纸有《商务报》、《大江报》、《大汉报》、《民心报》、《震旦民报》、《中华民国公报》、《民国日报》等10余种。1912年3月，武昌报界同仁为“维持公共之利益及防止公共之危害起见”，联合成立了“武汉报界联合会”。参加该联合会的有《民心报》、《中华民国公报》、《大汉报》、《强国公报》、《群报》等5家报馆，制定草章8条，其事务所地址即设于民心报馆之内。（第287～288页）6月，汉口的《强国公报》、《国民新报》、《共和民报》、《震旦民报》、《大江报》、《汉口民国日报》、《繁华报》等7家报馆联合组成了“武汉报界联合会汉口事务所”（第310页）。

    报界联合会虽然是一个行业性的松散组织，但也是中国报业界的第一个联合机构，在当时报刊传媒的发展上起过一定的协调作用。尤其是在孙中山先生首次访问武汉期间，该组织充分发挥了民间团体的积极作用，得到孙先生的高度赞扬并被寄予厚望：“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与军队之势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我报界诸公鼓吹宣导于前，尤望指引于后卑我国民得所指南，是则文所属望于报界诸公者。”（第293页）当《大江报》、《民心报》先后被查封以后，报界联合会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声援。国民党成立以后，在北京出版的国民党报纸“在党本部领导下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国民党新闻团’，统一步调，共同进行宣传斗争”（第690页），就是“武汉报界联合会”形式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