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蒋翊武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传媒活动(2)

   （三）确定《大江报>为革命机关报

    1911年1月31日，蒋翊武主持召开了“文学社”成立大会，被推举为社长。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蔡大辅、王守愚寓所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根据蒋翊武的提议，选举王宪章为副社长。这次会议将《大江报》定为文学社的机关报，从此该报成为了湖北革命党人宣传革命的前沿阵地，    1911年1月3日创刊的《大江白话报》，“实为《汉口商务报》的续刊，日出一大张。馆设汉口新马路52号。胡为霖任经理，詹大悲、何海鸣分任正副总编辑。馆中人员从编辑到校对悉为《汉口商务报》旧侣”（第224页）。《大江白话报》在报道时政时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言论激烈，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年2月，“经理胡为霖之父担心事态扩大，危及生命安全，急召为霖归。自是报馆事务陷于停顿”。3月，“詹大悲集资3000元，接办《大江白话报》，废白话而以文言撰著，更名《大江报》。詹大悲自任经理兼主编，何海鸣任副主编”（第226页）。7月中下旬，《大江报》先后刊发了时评文章《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和译文《论社会主义定义十五条》。这些文章的刊发不仅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清廷当局找到了查处《大江报》的口实。8月1日，“鄂督瑞以《大江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等罪名，饬令巡警道王履康查封，‘永禁发行”’（第232页）。

    （四）主办《民心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诞生。

    鉴于和议以来革命党人心涣散的现状。蒋翊武思以救之，于是斥资创办《民心报》，以抒发自己的政治意向，希望在舆论方面做些唤醒人心、纠正时弊的工作。2月3日，湖北军政府内务部批准该报立案出版。2月15日，《民心报》发刊，“馆设武昌城垣斗级营街，日出两大张，自设民心印刷所印刷，是为文学社的机关报。蒋翊武自任社长，杨王鹏任经理。赵光弼、毕勃武、蔡寄鸥、方党慧、吴月波、高仲和等任编撰，多为革命党人”（第276页）。3月，詹大悲、何海鸣来武汉，一同往见翊武，讨论时局以及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根据他们的所长，蒋翊武极力赞成其重操报业，将原被瑞  封闭的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重新出版，与《民心报》互为声援，使革命党多一个政治论坛。6月10日，《大江报》复刊。

    《大江报》复刊后，何海鸣为经理，凌大同为主笔，以监督袁世凯、黎元洪为己任，该报成为革命党人的喉舌。但其“遇事敢言”、揭露“恶政府之现状”的做法，引起了黎元洪的憎恨。加上詹大悲、何海鸣在汉口军政分府时期，因在权力上与黎元洪时有冲突，黎元洪对他们早就有过不满。8月初，《大江报》刊发了社会党领袖江亢虎鼓吹“社会主义”的文章，并署以“社论”推介，终于被黎元洪找到了打击报复的机会。8月8日，都督府以《大江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妖言惑众，破坏共和”的罪名查封。第二天，黎元洪又通电将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

    就在《大江报》被查封的第二天（8月9日），《民心报》发表了蔡寄鸥撰写的《哀（大江报）》-文，对黎元洪大肆挞伐，该文直书：“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逐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亦不能为之讳。”黎元洪看了这篇文章，恼羞成怒，拍案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竖子耶！”（第54页）立即下令将蔡寄鸥押到都督府。后在蒋翊武的力保之下，蔡寄鸥虽免于一死，但《民心报》被迫停刊。二蒋翊武的报刊传媒活动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作为一位民主革命家，蒋翊武及时地对刚刚在中国兴起不久的报刊予以关注，并在革命前夜和革命进行之中，将报刊作为革命的舆论工具和监督工具，这在当时革命党人中是难能可贵的。蒋翊武对报刊传媒的重视和投入，在当时发挥了以下革命作用。

（一）   以报刊传媒为民主革命的宣传阵地

上海竞业学会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团体，是进步学生的大本营。1906年初，钟文恢等人组织发起了竞业学会，蒋翊武曾参与了会章的制定。该章程分总纲、规则、入会、办法、责任等5章15节。要点为：

    （一）本会由学界同志组成，对于社会竞争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故定名日竞业学会。

    （二）本会宗旨专以养成高尚人格为目的，故于道德与法律均有一定之约束。

    （三）凡器宇思想与本会宗旨无背而志趣远大精  神奋发者方得认为本会会员…不难看出，这个组织虽为学术团体，但隐含有图谋革命之意，因此很有吸引力，成立不到半年，全国各地的热心志士纷纷汇寄会费到上海，愿意加入该会。《竞业旬报>是竞业学会的机关报，1906年10月28日出刊，1907年1月24日休刊，1908年至1909年复刊。从其刊发的40期内容来看，主要刊载的是时事政治以及社会大众所关注的问题，对外声称“振兴教育，提倡民主，改良社会，主张自治”，实际“专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

    在其后的革命历程中，蒋翊武涉足的《商务报》“佯称以‘沟通商务’为宗旨，实则为革命作鼓吹”。《大江报》亦以“‘灌输国民常识、提倡社会真理为宗旨’，鼓吹革命”《民心报》则以“恪守民国宗旨，鼓吹共和”为目标。

    武汉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办报纸的发源地。自1873年8月艾小梅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以来，随着武汉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湖北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不断兴起，武汉报纸有如雨后春笋，竞相发刊。“革命机关报，遂亦相继产生，如《商务报》、《大江报》、《新汉报》、《新政日报》等是。其中尤其以《商务》、《大江》两报，声誉最显著，经营最艰苦，而遭遇亦最惨澹也”。由于《商务报》鼓吹革命，言论激烈，特别是在湖北革命党人围攻杨度的事件中推波助澜，它在发刊仅3个多月的1910年春就被湖广总督瑞勒令停刊。《大江报》是《商务报》的后继者，“日著论攻刺时政，鼓吹革命不稍讳，持论较《商务报》尤激烈”。“凡武汉官厅各种黑幕无不尽情揭露。社论亦措辞激烈，痛斥一般贪官污吏为奴才为走狗。尤以对新军内部一切不法和贪污舞弊以及减发服装等事，一经士兵到社申诉，即予以详细登载，痛加抨击。又征黄花岗诸烈士遗文遗信，印成单行本，附报分送”。

    由于各报主编、编辑和撰稿人大多是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知识分子，因此当时的舆论阵地主要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控制，不少报纸成了革命团体的言论机关。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武汉报刊传媒的作用实不可没。进步报刊对革命的组织作用，连为袁世凯奔走和谈的幕僚也不得不认为“南军得报纸社会鼓吹之力，凡所以激励人心、发扬士气者，罔不周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