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昭通人(2)

　　吴良桐光复江津

　　吴良桐，字子伯，又字梓伯，1877年（清光绪三年）生，大关县翠华镇人。

　　吴良桐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祖父不但“善为文，精书法，年甫弱冠，已誉垂城乡”，而且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做了许多好事、善事。临终，告诫子孙要“骨肉相爱，守正做人，勿弃诗书，勿忘先德”。祖荫余泽，圣训明教，吴良桐的父亲和四位伯父、叔父，或治学，或经商，或从政，皆卓有建树。

　　吴良桐天资聪慧，博学多才，于古文、今文、诗、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对于济世活人的医学，研究尤其精要，熟谙经典，明晰药理，“屡治危症著效”。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当诗人、当学者、当医生，在任何一个行道里都可以卓然自立，营造出一番大气象来。然而呈良桐却走上了仕宦之路，且时当晚清末世，有心报国，无力回天，这就注定了他在这条路上不会走得很顺当，很愉快，另辟蹊径的选择似乎早已注定。

　　1897年，吴良桐考中举人，被分发到四川任职，历任云阳、新繁、江津知县。任职期间，有感于朝廷昏庸、吏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国势倾危，吴良桐怀忧愤之心，发治世之论，以《孟子·梁惠王章句》中所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为题，写了一篇策论，期望能让当局当权者警醒。吴良桐认为：

　　治理国家，第一位的要务是要让国家富强起来，“未有不富强而可骤言王道者”；而且要先谋致富，再谋致强，“未有不富而骤言强者”。所以，历朝历代圣明的君王都致力于发展生产，安绥民生，积累财富，以利得民。但谋利有为公为私之别，大公天下，则天下安宁，如果君王、官吏、士子、民众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私其利于己，不能公其利于天下，”则“国将不国，家不为家”。——讲道理，讲清道理不算太困难，但面对晚清的政治现实，吴良桐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开出什么样的疗治痼疾的药方呢？在这篇策论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诚以君人者，照临百官，表率万民者也。万民之好，尚在视君心为转移。……夫王者，有四海之富而且征利于大夫，大夫之富则万不及于一王，士庶人之富又万不及于一大夫，岂有不变本加厉，即以王之道转致王，大夫之道转致大夫，而交相为恶者。……利之所在，王直将以天道为不足畏，人言为不足恤，祖宗之法为不足守，而成败治乱所不计也。大夫更将以国为可卖，君为可鬻，百姓可为鱼肉，而贪婪饕餮任所为也。士庶人亦将以奇货为可居，干木为可揭，非常之高贵为可希冀，而斧鉞王章非所畏也。国祚倾危，有不旋踵立见哉！”

　　 ——烛照明见！还有没有可以疗治的药方呢？难！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吴良桐愤世嫉俗地写道：

　　“卒之鬻百爵之资，不足偿一台之费；吸万家之髓， 不足供一宴之餐；迨至财源涸竭，民怨沸腾，变起仓皇，乘舆迁播，向之金钱山积藏于少府者，不知散归何处，始起而悔之也，而已晚也。”

　　好一个吴良桐！一篇策论，矛头所向，上指奢糜无度的最高当局，下指鱼肉百姓的达官胥吏，捎带着也对时时幻想着一夜暴富的世俗心理作了一番抨击，鞭辟入里，痛快淋漓。可惜，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已然是风雨飘摇， 病势垂危，行将就木，岂是一篇策论所能救治的。

　　现实是无情的，博学多才的吴良桐不甘心于将自己有情的人生廉价地交付于无情的现实。当紫禁城里明灭不定的最后一抹残照在沉云雾霭中消散，当大清朝残破不堪的龙旗在萧瑟秋风中悬垂，吴良桐顺应历史的潮流，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另一种选择。

　　1911年5月，清政府与民争利，将商民筹资集股开办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并以路权为抵押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激起川、鄂、湘、粤四省商民的强烈反对，保路运动风起云涌。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军，誓与铁路共存亡。8月，川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9人。成都数万商民聚集四川总督署请愿，要求释放保路同志会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向请愿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数十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惨案。吴良桐时任重庆警察厅提调，建署江津，对江津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会活动持支持态度。成都惨案消息传来，吴良桐立即召集下属和地方耆宿、各界代表集会，明确表示：反对出卖铁路主权！反对赵尔丰镇压民众！反对苛政虐民、丧权辱国的朝廷。同时派员与重庆和周边各县保路同志会联络，发表公告，宣布江津独立。未几，武昌起义、重庆反正、昆明光复，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王朝轰然崩溃。

　　受云南大汉军政府都督蔡锷邀请，吴良桐于1912年春回滇任职。民国建立，历任临（安）开（化）广（南）道观察使、云南高等检察厅厅长、省交通司司长、省财政厅厅长、省政府秘书长。后厌倦仕途，潜心治学，尤其用心于中医典籍收藏整理和中医药临床实践，卓有建树。晚年自述有言：

　　“诗古文辞，有前贤楷模，吾力不能追，即便亲朋旧知酬答，我亦才疏学浅而难掩其拙。治国、理政、驭民，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非吾能也。灵枢素问，伤寒内经，高深玄妙，惟心志专一，尚能领悟其一二。忧泽元元，吾所愿也！吾所寄托也！”

　　吴良桐1938年病故，终年61岁，有《馋饮园诗文稿》《子柏医案》等著作存世。

　　彰往昔而开来兹！

　　在推翻帝制，肇建民国的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中，有咱们昭通人的奋斗与追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有咱们昭通人的理想与信念，奉献与牺牲。回望历史，面对明天，咱们昭通人又该以怎样的精神、行动，去承担起属于咱们昭通人的那份独特的责任！

　　前贤后继，江山不老，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