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丘逢甲(2)
辛亥革命网 2011-08-15 00:00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赵春晨 查看：
贰 暗助和掩护革命党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广东巡警王秉恩来到咨议局，要拘捕陈炯明、邹鲁。丘逢甲厉声说：“陈某、邹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们是革命党，那么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单捉人的话，就请先从我捉起！”慑于丘逢甲的地位和声威，王秉恩只得空手而归。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军到处搜捕革命党人，有的起义战士躲避到长兴里丘家祠（丘氏宗祠），在丘逢甲的庇护下幸免于难。
据邹鲁回忆，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潜回咨议局，“丘先生由乡间赶到省城，次晨找到了我，立刻说：‘你和竞存（陈炯明的号）参与这次起义的证据，已被清吏搜获。竞存已走，你也应该立即避开为要！’于是我便决定出奔”。
丘逢甲在辛亥革命前暗助革命党人的情况，其子丘琮后来曾写道：
“光宣之际，青年志士愤国势力凌夷，政府庸劣，或奔走革命，或从事维新，每触刑网、犯官威，先父辄不避牺牲、以己之名位庇护之。犹忆黄冈革命，松口劫案，曾尽力防止株连。庚戌新军之役，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广州黄花冈起义），曾保救民党要员，促在案者逃难，皆屡行不馁者也。”
叁 劝李准等倒向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下旬，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而盟会武装起义重心之地的广东，却由于黄花岗起义中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革命党人暂时避往海外或港澳，显得行动有所迟缓。
两广总督张鸣歧为首的地方当局，一面加紧收编新军，严密防范；一面假手广府清乡总办江孔殷等抛出“广东提倡独立，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的诱饵，欺骗民众。
孙中山、同盟会南方支部都认为，应当采取武力进逼和策反清廷地方官员并举的策略，以加速实现广东的光复。因此，同盟会除了在外府州县发动起义以造成包围广州之势外，还为以和平方式光复广州积极开展了工作。
而在这一工作中，丘逢甲起了旁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广东水师提督兼巡防营统领李准，在镇压黄花岗起义中表现得相当凶狠，但此后由于遭到革命党人炸弹袭击、险些丧命，又加上与两广总督张鸣歧产生较大矛盾，故而在武昌起义后惶惶不安、急于寻找出路。
丘逢甲和门生谢逸桥的兄弟谢良牧（同盟会骨干）力劝李准反正，使李准权衡利害，乃“立意反正”，密派人赴港同负责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胡汉民等直接商谈“反正”的条件，最终得胡汉民“革命党不报私仇”和允许“以功赎罪”的承诺，李准遂倒向革命一边，为广州光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肆 推动广州和平光复
两广总督张鸣歧，在武昌起义后最初准备顽固抵抗革命，后来看到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和清廷新派来的广州将军凤山刚一抵达即被革命党人炸死的事实，心中惊惧，曾一度表示愿意考虑粤省“和平独立”的问题。
后来他接到清兵进军武汉告捷的消息及清廷要其“维持地方”的电令，又“力斥独立之非”，声言“如敢反抗，格杀勿论”。丘逢甲与张素有私交，亲自登门加以劝导。孙中山这时也从纽约发电给张鸣歧，劝告其“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
张鸣歧才最终放弃抵抗、不敢再阻挠广东的和平光复。
在革命党人和社会各界酝酿广州和平光复过程中，咨议局成了进行交涉谈判、作出有关决定的场所。咨议局正议长易学清“慑于民众声威，便闭门匿迹，连咨议局亦不敢到，推托有病”，不少议员也逃往港澳，所以丘逢甲成为咨议局的实际主持人。
1911年11月8日，在丘逢甲“赞成首肯”下，咨议局发出通知，召开了有广州一些同盟会人士、九善堂、七十二行商总会等各界代表以及张鸣歧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共同商议实行“独立”问题。丘逢甲实为这次会议的召集和幕后运作者之一。
大会上，各方代表议决广东脱离清政府独立，组织新的“行政机关”和“议事机关”，推举原两广总督张鸣歧和广东新军镇统龙济光为临时正副都督，并指定咨议局为议事机关“办事所”，咨议局议长、议员为议事机关“临时办事人”。
伍 更名改姓与清廷决裂
11月9日，各界代表再次在咨议局开会，正式作出“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各国”等十条决议，再次确认了前一日对张鸣歧和龙济光的推举，委派同盟会员陈景华等将正副都督公文印信送交张、龙二人。
不料，张鸣歧因惧怕革命，于8日夜间逃往沙面租界躲避，而龙济光也“力辞不就”副都督职位。值此情况，各界代表当日在咨议局重新开会，改选在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胡汉民为都督，胡到任前由蒋尊簋为临时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