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变革先驱伍廷芳(3)
辛亥革命网 2011-09-13 00:00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张富强 查看：
为此，自1903年底始，他便与沈家本《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力主废除 “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酷刑，代之以斩决、绞决、监候。他还建议同时废除有关“缘坐”和“刺字”的律法，从而使流传中国数千年的最残酷、最野蛮的重刑律法得以废除。
玖 从法律上确立商人的地位
他还先后主持起草了《大清商律》、《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以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等新法。
这从法律上确立了商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此后，中国商人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活跃于中国近现代社会舞台，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随后的收回利权运动以及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清末法制改革的全面启动，法律人才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伍廷芳等在《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提出“在京师设一法律学堂”和“在各省已办课吏馆内，添造学堂，专设仕学速成科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1906年10月，中国第一所近代法律学堂宣告成立。次年，法律学堂由修订法律馆所属改为法部直属，并正式改称“京师法律学堂”。随后，各省也相继创办了法律学堂。全国各地法律学堂的兴办，培养了近万名法律人才。
拾 推进临时政府的司法独立
武昌起义爆发，辞官不久的伍廷芳重燃爱国热情，以七十高龄欣然投身到创立共和的革命浪潮中，先后应邀担任沪军都督府外交部长、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等职务。
在他看来，司法能否独立，是评判一个国家文明与野蛮的重要尺度。西方国家所以被称为文明国家，无非它们尊重司法独立，不受行政权、立法权的干预。因此，他建议实行审判官“优给俸薪”，“务令司法俸薪高出于行政者，以示优厚养廉”。
在他的推动下，临时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司法独立、文明审判作出了明文的规定。
而在“姚荣泽案”和“宋汉章案”中，沪军都督陈其美最初确有按非常时期军政府之行政权干预案件之意，经他的据理力争，案件最终能够按照司法独立原则进行审理。“姚宋两案”开创了我国参照近代西方国家审判制度审理案件的先河。
他生活了八十年，正是这八十年，中国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进而由封建君主制向民主共和制度演变的过程。他的一生好似一部中国近代史。
（张富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现场问答节选
问：伍廷芳的法律思想是如何中国化的，当时的人怎么评价？您对此怎么看待？
答：历史上有作为的重要人物，在推动社会改革时，肯定要考虑到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伍廷芳也不例外，他积极借鉴西方法制建设的成果，努力推动中国法制改革的进程。
但他不可能完全抛弃延续几千年的原有法律，而是根据中国社会能够接受的程度，尽可能地吸收西方法治文化的精髓和因素，来推动中国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他和沈家本主持下起草的《大清商律》等新法，是在中国法律革新的实际需要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商法典中最精锐的部分。
当时，曾有不少官僚讽刺他们抄袭日本的法律，而日本法律又抄袭了德国的法律。但抄袭也好，借鉴也罢，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商业法典，《大清商律》的颁布施行，对于构建近代中国商法体系，意义重大。
《大清商律》中的许多法律规范，既采自于西方国家的商法典，同时又较为适合中国国情，在改革中国近代法律制度方面实属初创，对于中国法制建设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问：史书多记载伍廷芳与孙中山有矛盾，您如何理解他们的关系？
答：伍廷芳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以其同时代人难以拥有的勇气，迅速地完成了从改良爱国到革命爱国的重大飞跃，特别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长的任上，为收回治外法权、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多有建树。
但毋须否认，伍廷芳与孙中山确实有过一段时间因猜忌而疏远或冷战。对此，近代史的学者有过不少的披露和分析，有的认为伍廷芳对孙中山未让他担任外交部长有意见，而孙中山对伍廷芳在南北议和时有些自作主张深感不满，等等。
我认为，两人在工作上有些分歧，甚至有些矛盾并不奇怪，但只要他们的理想和目标是一致的，最终自然会走到一起。
事实上，伍廷芳最终认识到孙中山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值得他终身追随的革命领袖，因而他能够勇于抛弃前嫌，再次坚定地追随孙中山，为维护法统，再造共和，鞠躬尽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