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淦与《中国方志考》(2)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国淦任北洋政府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此后他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内务部次长等要职，和同乡、副总统黎元洪交情深厚。他与段祺瑞、徐世昌也是好友，袁世凯即皇帝即位前后，段祺瑞与之对立，张国淦曾从中调停。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张国淦历任国务院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府院之争时，张国淦曾为维持府院关系而奔走调停。但在西原借款问题上，身为农商总长的张国淦不顾日本公使林权助和段祺瑞的威逼利诱，拒绝签字，从而失去了段祺瑞的信任。

　　他以维护国有资产著称，在农商总长任内与亲日派内阁及日本公使进行过大义凛然的斗争。西原借款甫告结束，日本政府又进一步谋夺中国利权。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2500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陆宗舆为督办。这个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报》登出来，段派军警逮捕了《京报》主笔陈友仁，接着把《京报》查封。这一来，便成了一件中外轩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传：“中国军械将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由日本控制。”于是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段内阁宣布真相。同时美国公使抗议中日军械借款，亦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则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不能容许日本染指。段相信这个秘密条约是总统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时相信冯国璋有意推波助澜，纵恿反对。因为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召集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内阁中有亲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组。不止是江苏督军李纯在反对，直系的其他督军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电请政府明白表示。10月28日，段内阁和日本方面拟订了凤凰山开矿草约。李纯又来一电，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事关地方问题，应先征求地方当局意见才能签约。语气中含有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段决定一意孤行，不理睬反对声浪，当这个合同签定前送到农商总长张国淦桌上，照理要由农商总长批准和签字。可国淦签字。张问林权助是代表日本商人，还是代表日本政府？张说：“如果是代表贵国商人，则当按照我们中国的矿业条例办理。如果是代表贵国政府，这里是农商部，我和阁下没有谈话的地位，请阁下到我国外交部接洽。”林权助被张说得哑口无言，又不好意思翻脸，只好退出。隔不久又来访张，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建议依照日本钢铁业由军部管理的成例，将此案移陆军部办理。张答复说：“这是我国内政，不劳阁下操心。”段祺瑞看这事闹僵了，乃派孙润字以120万元向张行贿，贿款增至200万元，均被拒绝。国务院秘书涂凤书也奉派前来，劝张以考察各省农会为名离开北京，由代理部务的次长代签铁矿合同，张也拒绝。段又采取以前对付内务总长孙洪伊的办法，劝张外调省长，以免身当其冲，张也不肯。张平日为人随和，可是这次却非常坚决。段最后派亲信曾毓隽访张，说了许多好话，请张帮忙，张说：“不签字就是帮总理的忙！”

　　民国初期，黑龙江省长期为军人执政，多为督军兼任省长，袁世凯死后不久，于1916年7月31日任命张国淦为黑龙江省长，未到任于8月11日辞职，仍留京负责处理东北事务。

　　后来皖系军阀失势，张国淦再度被起用。以后，除了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内阁外，张国淦在其他内阁皆历任农商总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及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要职。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倒台，张国淦去职，寓居天津，来往于北京和东北之间，潜心史地调查，从事地方志等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战之初，平津沦陷，张国淦迁天津英租界，曾抵制王克敏、曹汝霖之流拒绝出任伪职，并赶到北平，向吴佩孚晓之以大义，坚决不予日方合作，保持其晚节。再移居上海“孤岛”时，他拒绝了参加亲日政府的诱惑，拒绝陈公博、周佛海的纠缠，决不与汪伪搭界。他穷困潦倒，以写稿、卖书维持生活，仍专心在野著述。据他1940年给翁文灏信中说：“自顾十余年来，每日十二小时，精力只消磨于故纸堆中。”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曾聘他为“湖北先贤遗著编校处主任”，他谢辞，退回寄款三百万元。1946年上海《文汇报》组成董事会，严宝礼、徐铸成到张寓，请国淦担任董事长，他欣然同意，积极匡助《文汇报》主持公论，坚持正义立场，并称赞道：“你们年轻人真勇敢，有朝气。”张国淦还和张元济、唐文治等组织“十老人团”，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留在中国大陆，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编写回忆录。1953年夏，董必武副主席到上海与张国淦叙旧，力邀他北上工作。国淦到京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54年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55年他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夏，董必武副主席到上海与张老叙旧，力邀张老北上工作。国淦先生到京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四年内，撰写出《北洋从政实录》、《北洋军阀的起源》、《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洪宪遗闻》、《黎元洪与段祺瑞的斗争》、《对德奥参战》、《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中华民国内阁篇》、《中华民国国会篇》等数十万字的文稿，都是他本人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揭示出不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内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