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任仁在辛亥革命前后(2)

　　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李任仁考取了秀才，得到附生的头衔，这年他才18岁。同年冬天，李任仁和同乡吕国器、吕璜、李天沛等回到家乡临桂会仙，创办会仙两等小学，白崇禧、吕競存是第一班的学生。

　　戊戌政变前，康有为于1894年和1897年先后两次到桂林讲学，开办广仁学堂，出版《广仁报》，宣传其变法维新主张，在广西和桂林的知识分子中有着很大的影响。李任仁当时也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者，受到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李任仁不仅满脑子的维新思想，他还介绍学生看维新派的书报，常常带领学生到处捣毁神像，破除封建迷信。然而，在他办学的两年中，却不断地和地方的封建势力发生冲突，这使李任仁对改良主义的维新思想产生了怀疑。

　　在会仙办学期间，李任仁开始与同盟会会员有了接触。一位是朱汉典，朱汉典当时在陆军干部学堂做行政工作，同时又在桂林开设翰芳斋文具杂货店，杂货店是同盟会的秘密联络机关，暗地里出售革命书报。朱汉典曾到会仙小学参观，并向小学赠送了一批革命书报，从此朱汉典与李任仁常有往来。另一位叫黄焱，他在桂林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到会仙小学任教师，也是同盟会员，经常在学校宣传革命道理，介绍革命书报，如《民报》、《天讨》、《黄帝魂》、《革命军》等，这对李任仁的思想转变有着一定影响。

　　1907年，李任仁考入桂林简易师范学校读书，第二年毕业，继续升入桂林优级师范学堂，1910年毕业。他后来回忆说：“我在优级师范这三年，正是同盟会在桂林进行革命活动很活跃的时候，我入校的时候已经倾向革命派，就自动把辫子剪去，表示决心……我入校时的作文有这样的句子：‘于时黄白激战，形见势绌，非彻底革命，则不能图存’。很得到学校当局的赞赏，选为全班作文第二名贴堂……另一件事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传到桂林，学校当局遵照官方指示，要我们哭灵戴孝100天，每人发给白布五尺捆腰志哀，我们都不愿意，把白布当作裤带用了，学校却奈何不得，这时我虽然还没有参加同盟会，但和他们很接近，常有来往。”

　　(李任仁：《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桂林文史资料》第一辑，第35～37页)

　　作为一个爱国热血青年，是新思想、新思潮的当然接受者，李任仁当年对人生、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35年后，他在桂林《救亡日报》发表的文章：《以接受历史的教训纪念双十》，文中写到：“清末的时候，朝廷布满着昏贪诈暴的王公大臣，内政是乌烟瘴气，外交是辱国丧权，在专制淫政之下的士大夫，亦为内心的愤慨所逼而冒死地发出委婉的哀求。但所谓‘预备立宪’也者，又是欺骗民众的事。因此，全国人民对于满清政府，完全绝望，极端厌恶。不管满清政府对于总理所领导的革命党员如何‘格杀勿论’，对于革命党的言论如何的‘严厉禁止’，民心倾向于革命党而叛离了满清王朝的，虽然口头上不敢有愤慨言词，心窝里已潜伏着反抗的意识。”(桂林《救亡日报》1940年10月10日)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政治形势，也是李任仁和所有革命党人当年的思想倾向。

　　1910年，李任仁在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先到王乃昌在桂林办的一间私立中学任修身课老师，后又到东乡大圩海洋坪熊村小学和会仙小学教书。1911年1月，调平乐两等小学任校长，同年2月，又兼任平乐府蚕业讲习所理化教员。所长是张继光，广东人，广东高等蚕业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不久，张继光又聘请昭平马江人陈雨时来讲习所任蚕业教员，陈雨时也是同盟会会员。

　　陈雨时与李任仁是旧交，两人彼此都较为了解，交往中无话不谈，既是同事，又是知心朋友。有一天，陈雨时问李任仁是否愿意加入同盟会，李任仁因早有思想准备，满口回应：当然愿意。于是就在1911年春，由陈雨时、张继光二人介绍，李任仁在平乐蚕业学校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正式会员，时年24岁。

　　李任仁参加同盟会后，主要是做宣传方面的工作，他在教学中经常带领学生到离校十余里的桑树林中开秘密会，讲革命形势，谈革命道理，还向学生宣讲革命故事，如庚戌起义(即1910年2月12日的广州新军起义)，3月29日的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孙中山、黄兴的革命活动。因为李任仁行动公开，说话激烈，于是引起满清政府官员的注意。当时平乐知府廖某是湖南人，平乐知县王某是广东人，王某曾在优级师范学堂做过庶务，认识李任仁已久。一天，王某请李任仁到县衙门吃饭，饭后对李说，同盟会在广西活动很厉害，经过广州3月29日事件后，省里已命令各地严密防范革命党的活动，特别要注意各学校学生的活动，廖知府已经接到抚台的命令，不久就要捉拿革命党人了，劝李任仁要小心谨慎，不要常到外面去宣传了。饭后李任仁及时将情况向张继光、陈雨时汇报，大家认为风声很紧，为防万一，得暂时避一避。于是张继光去了香港，陈雨时回昭平马江，李任仁也离开平乐回桂林了。李任仁回到桂林后，应广东旅桂学堂校长梁达德之聘到该校当教员，一面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