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懋辛(6)

　　胡景翼是熊克武、但懋辛的老朋友，得知熊克武准备出师北伐攻取武汉，十分赞同。在胡的邀请下，但懋辛从北京赶到河南开封，双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决定，两军加强团结，全力整训部队，等待时机，安定大局。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一同北伐，但懋辛受胡景翼的委托与张冲到洛阳联络阚玉昆。在但懋辛的介绍下胡景翼与阚玉昆结拜为把兄弟。

　　湖南军阀赵恒惕对熊克武的驻军在湘十分嫉恨，因胡景翼警告赵恒惕不得阻挠西南联军北伐，才不敢妄为。为消除误会，1925年2月熊克武邀赵恒惕面谈，然而不欢而散。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20日但懋辛赴河南又遇胡景翼暴病身亡，北伐的计划落空。为避免冲突，6月熊克武率部到广东驻防连山、连南、阳山一带。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为夺熊克武的几万部队，捏造熊派但懋辛与陈炯明勾结的罪名，于8月16日把熊克武扣押在虎门，并下令通缉但懋辛。四川建国联军被瓦解了。

　　但懋辛在北京得知此事痛心疾首，立即写信给汪精卫，对强加给熊克武的种种罪行一一做了澄清，最后他悲愤地写道：“国难方殷，同志凋残，追念前尘，惟有悲痛。”然而信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他又辗转上海、香港，联络各方人士营救熊克武。可是，直到1927年熊克武的妻子发现孙中山去北京前用英文写给熊的亲笔信，托张群交到南京政府，蒋介石才不得不放人。但懋辛在香港车站迎接熊克武，两人见面百感交集。

　　1929年，但懋辛和熊克武在上海再次办起了中国公学。他们要培育青年，主要是川籍家境贫寒的学生。1931年，蒋介石又拘押了胡汉民。但懋辛、熊克武积极营救胡汉民，但是没有成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森率二十军参加淞沪抗战，但懋辛、熊克武亲赴战地慰问将士。沪战失败后，但懋辛转到南京，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他积极动员和团结四川各方面的力量支持抗战。1938年5月，他回到家乡定居成都，兼任川康绥靖公署高等顾问。1941年他以社会贤达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川东办事处主任。1943年他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开会时蒋介石请但懋辛吃饭，并在饭后进行了谈话。蒋介石问：“你对国内外的战争形势怎么看？谁胜谁败？胜了我国如何善后？”但懋辛坦率地回答：“毫无疑问，德、意、日必败，至于善后的问题，首先是国际上求得真友，当初我们结交苏联，帝国主义国家都不喜欢，日本人尤甚，所以提前来侵占中国。欧洲战场开始后，同盟国、轴心国分成了两大阵营，美、英、法与苏联极端相反，而今同苏联在一条战线上成了战友。那么日本既然已经失败了，我们从此与苏联和好，又有何不可呢？这样做，英、美、法打不出喷嚏来。我们把外援结好了，国内的善后就好办了，那就是对共产党的八路军要用政治方式解决。经过长期抗战之后，要顾国家人民，不宜再打内战。”但懋辛说完后起身请辞，然而蒋介石不放他走，一再请他畅谈利害。蒋介石的诚心求教，使他以为蒋会以国家民族为重。然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打内战，中国又重蹈战火。

　　1945年他以陆军上将退役。1947年他被选为任四川第二行政区国大代表，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开展民主活动。他参加金绍先等人在立法院组织的以反对独裁为目的的“二•五座谈会”，共商国是。在北平和谈期间，座谈会由他领衔发表了《拥护和谈的宣言》。成都解放前夕，他运用自己在四川的声望和影响，协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国民党军政界联络策反，使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鲁崇义等人起义，对成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四十五年身是史　西蜀全才但怒刚

　　1949年10月18日政务院第六次会议提议，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批准，但懋辛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部长。1950年1月，贺龙将军受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委托，亲自看望但懋辛，请他对四川的工作提意见。

　　在他担任司法部部长的几年中，正逢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但懋辛发表了《怎样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论文，新华日报连载三天，起到了指导西南运动的作用。在西南司法部他，总是与黄远新副部长共同协商司法部的工作，合作密切。他常说：“我们是非党干部，又是民主党派成员，接受党的领导要真，尊重党的干部要诚。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把工作搞得更好。”

　　1950年7月，但懋辛到北京开会，由李济深、朱蕴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民革川康临时工会成立，但懋辛任副主任委员。在学习《共同纲领》时，他说：“这么多年来，无论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斗争来看，还是从战场较量来看，都非要共产党来领导中国不可。共产党不领导，哪个党派能担当得起领导？有后言者，简直是妄自尊大，不可取也。”又说：“我们这些人，当时就看到蒋介石这班人腐败，打起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招牌，实行独裁的一党专政，是挂羊头卖狗肉，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站在侧面摇旗呐喊的。仅此而已，现在共产党还对我如此理遇，实在令人感愧交加。”

　　1953年，毛泽东发表为财政经济好转而斗争的号召，民革川康临时工委在重庆开会，但懋辛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抗美援朝的决策很正确，过去我们中国总是跪在列强脚下求生存，而现在我们敢于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作斗争，把中华民族的气概提高了，正如毛主席说的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我国开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大得人心，共产党接过了国民党留下的腐败、涣散、落后的一大堆难于理顺的局面，我都认为无法收拾，而共产党却有能力收拾它。像天津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高级干部都坚决处理，执法甚严，荡涤了旧社会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谁还敢再犯错误以身试法？在短短3年时间里，理顺了财政，经济好转，全国人民纳入正常生产轨道，生活有所改善，呈现着生机勃勃，民安国泰的景况。像这样治理国家，相信不用很久我国就会强盛，令人心悦诚服。国家的进步为什么这样快？其原因主要是共产党领导有方又有大批廉洁奉公的干部，所以能够很快改变面貌，使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