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振其人(4)
辛亥革命网 2014-04-18 00:00 来源:湖南文史通讯 作者:马志亮 查看: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覃振担任中央执行委员蒹宣传部长和武汉执行部常务委员,他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友情甚厚,相互默契合作协调。覃振奉命与林伯渠负责建立武汉执行部,在汉口日租界设立执行部机构,开展党务活动工作。后回湘负责恢复湖南党的组织,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大力支持,并介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与何叔衡、夏曦鼎力襄助。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帮助下,湖南省国民党部很快恢复起来了。覃振的家乡桃源和很多大的县市也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他又与林伯渠、包惠僧等商量,为了发展和支持湖南的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委任刘少奇为湖南省职工部筹备主任、委任夏曦为学生部筹备主任。覃振回乡,为推动湖南的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孙中山病逝覃振隐退
1925年2月,陈炯明叛军被彻底打垮。但是,劳累积忧的孙中山于3月12日,因肝癌病重,逝世北平。覃振闻噩耗,悲痛万分,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追悼大会。但是,11月25日在国民党元老邹鲁、林森、谢持等人的影响下,又到孙中山灵前参加了“西山会议”。为什么要参加“西山会议”呢?覃振自己心里也很矛盾,后来对人讲是因为当时以为“党内的团结应胜于党外的团结。”但主政人蒋介石独揽大权,专制独裁,覃振主张实行多党议会制以钳制蒋,未能实现其目的,随改名郭谦之,隐居上海法租界。
1927年南京设立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因受桂系派逼迫而下了野,覃振应邀复任中央党部特别委员等要职,与李宗仁、李烈钧等维持政局数月之久。蒋介石回宁后,覃振又离去其职。1928年,北伐成功,南北统一,覃振移居北平,他力主召开国民会议,宣布约法。次年,他与胡瑛策划,协助阎锡山、冯玉祥同谋反对蒋介石的斗争。1930年,又邀翦伯赞参与国民党一些要员在北平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也称“国民党各派联合反蒋的扩大会议”,会议主要继续钳制蒋介石的专横跋沪。1932年,覃振被推选为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他出于爱国之心,积极主张抗日,首先启用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推荐黄兴长子黄一欧、王昆伦担任立法委员;接着又抵制蒋介石与军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款与协定。1933年,覃振与汪精卫在对主张抗日与不抗日等方面的问题发生争执,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将妥协投降的汪精卫开除出党;拥护中共广泛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这确实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也得到了党内外各界进步人士的赞成与拥护。而蒋介石对此居心叵测,畏惧覃振的正义感,谋划派居正出面以调解为幌子进行干预,又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的形式,让覃振出国考察为由,达到了蒋欲调覃离开立法权力机构的企图。
抗日战争处于关键的时刻,也正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艰难的途中时,红军内部出现了分裂主义,革命情绪处于低落阶段,这个时候,在上海的覃振与鲁迅、宋庆龄等进步爱国人士写信、发表文章,声援中共北上抗日,支持中共加强内部团结,给中共政治鼓动工作送去了及时雨。中共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借机联合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发电:“党的12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报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全军将士接到中央的电报后,士气大振,抗日情绪高涨,红军力量也从此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亲身参与抗日救亡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华太片土地沦丧,人民惨遭不幸,覃振悲痛万分。为唤起民众团结抗日,他担任起全国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又与翦伯赞、吕振羽等密切配合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自己兼任分会会长,让翦伯赞担任常务理事,井主持日常事务工作,编刊《中苏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当时,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缺少骨干力量,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湖南省委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为革命培养干部力量。为防止国民党的干扰,覃振亲自担任该院院长,并时常到学院对青年学生讲课,宣传抗日救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还与徐特立亲赴抗日战场慰劳抗日伤病员。国民党政府对学院的活动常加干涉,甚至多次派出武装人员欲查封学院,覃振千方百计的给予回击,阻挡住了,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吕振羽曾颇有感受地说:“塘田战时讲学院……是一所为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国民党多次想查封,都给覃振顶住了……”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覃振离湘到了重庆。一次,宋庆龄从香港来重庆,欲说服国人一致联合抗日,而国民党当局不是热烈欢迎,为掩饰一下门面,只举行一次简单的欢迎会,让林森主持会议,没有安排让宋国母讲话。覃振出席了欢迎会,他不顾这一切,也没向主持人打招呼,突然站出来,宣布“请宋夫人讲话!”宋庆龄夫人获此良机,怀着满腔激情,即席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她历数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对日妥协,对内镇压人民的错误行径,实际上就是号召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人要支持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全场暴发出热烈的阵阵掌声,使沉闷的山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夺取抗日胜利大鼓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中国法学会的创始人
覃振,这位爱国进步人士,是中国法学会的创始人。他在主持立法、司法机关工作期间,始终坚持正义,刚正不阿。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主要是像封建社会一样,是专制、独裁的“人治”,民主的气氛不够,没有坚持以法治国,他曾立意改变这种现状,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在任职期间,对于凡带有丧权辱国的协定、条款,立法院拒不通过。事久,深遭蒋介石的忌恨。1934年,覃振决心改良中国的法制现状,9月,出国到英、美、德、法和意大利等各国考察,为达到其目的,特挑选翦伯赞作他的秘书工作,带着宋教仁的儿子宋乐六等一行,游历考察了安南(今越南)、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埃及、英、法、荷、比、德、波、捷、奥、意、瑞士、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司法,对古埃及和罗马的文化,中世纪欧洲文化复兴时期的城市,尼格罗人和印第安人的古典社会进行认真地研究。但他觉得还不够满足,考察计划中没有安排去俄国的日程,又为了全面了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司法利弊,他自作主张又特派杨伯森转道到苏联专门考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状况,直到年底才回国。回国后,由秘书翦伯赞整理发表了很多考察游记文章,如《在红卐字旗下》、《上帝之城》等一系列的文章,提倡“以法治国”,获得了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好感与拥护。随发起在中国成立“中华民国法学会”,把法制研究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成为中国第一个法学学术团体,他把“以法冶国”的希望寄托给社会群团与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