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辛亥革命前进步学生的异国求索(2)
辛亥革命网 2011-05-16 00:00 来源：三晋都市报 作者：平瑞方 查看：
同盟会：山西学生向革命转身
当这些年轻人离去时，先是山西巡抚张曾敭在太原，接着是清陆军部侍郎姚锡光谆谆告诫他们“遇见同盟会千万要躲开”。这些官僚至少是不完全了解日本的情况的。中国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体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考学以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接触各种新思潮，所以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宣传革命和改良的中文报刊满大街都是，怎么能指望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在对留日学生的工作中，我们不曾见到清政府有什么作为，他们甚至也很少了解学生中发生的情况。当那些学生们，尤其是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们加入同盟会，密谋推翻自己时，这个政府竟然一无所知，还放心地把自己的兵权交给他们。这恐怕是辛亥革命中最古怪的一个现象。
在去日本两三个月后，阎锡山等人已经忘记了巡抚曾经给他们的提醒，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很接近革命了。阎锡山回忆说：“逐渐由所听到的话到所看的书，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派出刊之《中国魂》，益知清廷之腐败无能……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很多人都有相对类似的经历，比如赵戴文，他本来是一个老秀才，去日本的时间比阎锡山晚一年，即1905年，那一年他已经38岁，可是，他定格在四书五经和梁启超《变法通议》上的人生观很快被《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这些鼓吹革命的书籍所改变。和他一同前往日本的徐一清也类似，他仅仅比赵戴文小两岁，23岁就考中秀才，可是，到日本后不久，他君君臣臣的那些念头就变成了另一个截然相反的词语——革命。
在日本的保皇党和革命党人一直在争取留日学生，除了革命思潮本身的说服力和清政府努力争当反面教员之外，孙黄的亲和力对争取山西留日学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相较而言，康梁的姿态就显得有点高高在上。阎锡山曾经回忆自己与孙中山探讨平均地权的问题，孙中山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那种“亲切态度”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黄兴也是如此，同盟会成立时，山西加入同盟会的大多数人，都是由黄兴亲自主盟加入的，而这些，是自视甚高的康梁所不屑于做的。
在山西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过程里，谷思慎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谷思慎是辛亥革命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去日本之前，他就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是哥老会的大佬，“三元堂”的龙头大哥，北路哥老会的领袖人物。哥老会具有很强的反清色彩，也就是说，在去日本之前，谷思慎已经把反清视为己任了。据说，在1900年庚子年，谷思慎19岁时，他就企图伏击逃亡中的慈禧。一些资料甚至说他能够动员数万人，这恐怕有点夸张。谷思慎还是那种“上面有人”的人物。他的伯父谷如墉时任山西大学监督，在他的劝说下，谷思慎暂别江湖进入到山西大学中斋就读，接着被选为山西首批公派留学生赴日本大学攻读政法专业。
孙中山一直都非常重视会党的作用，当谷思慎到达日本后，他立即引来了孙的关注。1905年7月14日，经安徽留学生程家柽介绍，孙中山和谷思慎相见。双方经过一番密谈，谷思慎当场剪辫以示拥护中山先生，建议兴中会、大刀会、哥老会三会合一，共同抗清。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共有八个部，经理部负责人为谷思慎。当年刚刚24岁的谷思慎算是同盟会的创立者之一。接着，荣福桐、荣炳、赵戴文、阎锡山、温寿泉、何澄等山西学生才先后入会。
谷思慎对于阎锡山并不看好，这源于他们的一段对话，当谷思慎鼓动阎锡山参加同盟会时，阎锡山问他：“你是宦官子弟，不愁吃穿，不愁出路，为何还要加入同盟会，另谋他途？”谷思慎回答说：“我入会不是为了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了民族谋出路！”在谷思慎看来，这证明阎锡山参加同盟会有很浓厚的投机成分。这也给他们在辛亥革命之后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重要人物景定成的加入要晚一些，他和阎锡山同时到达日本，在帝国大学预科学习。同盟会成立时，他正在国内过暑假，在太原各校讲演宣传。此时，他还在安邑积极提倡禁烟与妇女放足，并在运城和好友李岐山筹设回澜公司，专售戒瘾药丸。当年秋他返回东京，听说有同盟会组织，即毅然参加。景定成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山西同乡会会长。山西留学生同乡会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实际上，作为乡谊性组织，当时各省同乡会都将“笃厚乡谊”、“同乡互助”作为重要宗旨，这是留日山西学生最大的聚集地，是吸纳革命成员最理想的组织。早先的同盟会与各省的同乡会有着不可抹杀的联系。山西同乡会在同盟会之外，组织了一些活动，李培仁蹈海事件和山西保矿运动，背后都有着同乡会的身影。景定成还利用同乡会，创办了《第一晋话报》、《汉帜》、《晋乘》等报刊，大力宣传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