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辛亥革命前进步学生的异国求索
辛亥革命网 2011-05-16 00:00 来源：三晋都市报 作者：平瑞方 查看：
一九零四年七月，俄日战争正在黄海和中国东北境内激烈地进行着。两个敌对国家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交战，而政府却无动于衷，这无疑是继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又一场令清政府倍感尴尬的战争。一艘客轮从天津起航，船上至少有五十名操着山西各地方言的学生。没有人能够料想到，这些当年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改变山西的历史进程。在日本，保皇派和革命派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而山西学生最终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们跟送自己来日本的清王朝宣告决裂。一股潜流开始激荡开来，要不了几年，它就将洗涤神州大地。
睡在上铺的兄弟：颠覆清政府的文武两手
1904年7月，21岁的阎锡山和他的同学们扬帆出海，前往日本。这艘船上，至少有50名山西籍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山西师范学校。名单的依据是时任山西巡抚张曾敭的一份奏折，20世纪的头几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派出留学生是这次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许多地方官员迫切的需要。张就在这份奏折中诉苦说：“（山西）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学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留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而第一批选送的50人就很严格地按照这个标准。
这是山西第一次，也是清政府第六次派出学生赴日留学，在人数上这一次要比前五期的总数还多，达260多人。而这期学生，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在日后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骨干，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武备学堂的学生去向非常明确。他们首先要到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开办的东京振武学校补习日语和文化课，然后下部队实习，之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是入日本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都熟知的一条路线图。在山西籍学生中，阎锡山显得非常显眼，他和姚以价还有张维清都是清政府给的公费，其他人则是省里给出的公费。并且来到日本的同学中，张瑜、黄国梁是他的结拜兄弟，温寿泉是他的同乡，张瑜还算是他“睡在上铺的兄弟”，在武备学堂时，他们都同在“信”字号第五宿舍里。阎锡山在人际关系上的善于经营此时已经表露无遗。而姚以价显得鹤立鸡群，姚在民初的书记官姚兴礼回忆他的性格时说：“他在文学上很有基础，军事上学科术科都有一套，聪明才智外露，佩服的人很少，交朋友讲义气，情投意合怎么也行，但和人相处，总叫别人听他的，话不投机，立刻和你翻脸；高傲自大，住在什么地方，门上总要挂个姚将军府的牌子。”据他所言，姚是太原起义时临时拉出来做司令官的，可以想象，由于姚的性格过于孤傲，他始终是在阎锡山那帮人的圈子之外的。
他们大都刚刚21岁，不过几年之后，他们就成了太原起义中的主角，比如张瑜，太原起义时是阎锡山手下的二营管带，曾担任敢死队长；来自阳曲的乔煦，民国初年的河东检阅使；黄国梁，太原起义后任山西副都督；温寿泉，太原起义后任山西省副都督兼山西军政部部长。姚以价则被推为起义的司令官，且在太原起义后曾率军在娘子关同清军激战。其他的人大都承担了不同的角色。比如，孔庚在太原起义时正在吴禄贞的第六镇任职，吴被杀后跑回太原，阎锡山委任他统一指挥晋北军事。也有一些人事迹不详，比如，忻州人焦滇考入日本陆地测绘学校。1906年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但回国后就没了消息。
相较而言，山西大学堂的学生走向比较多元化，很多都在不同的大学选择了法学专业。他们中也有许多佼佼者，景耀月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武昌起义后为孙中山草拟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在民初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次长。在学术界，景耀月也颇有成就。王用宾先入日本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后来转入日本大学改学法律兼学军事。李庆芳是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法学系。冯司直毕业于东京明治大学，这是个让人不齿的人物，在民国时他担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在帮助阎锡山镇压学生运动时不遗余力，一直升到山西省教育厅长的位置，而抗战时，他凭借着在日本留学的关系当上了汉奸，1942年到1944年，还过了一把伪省长的瘾。冀贡泉则是山西法学教育的开创者，他曾经做过山西司法厅长、国民党政府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还在山西大学和北京大学主持法学院。可以说是中国法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儿子——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
这些人大都也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宣传和鼓动方面，比如王用宾，他在“交文惨案”中直接利用舆论力量驱逐山西巡抚丁宝铨，使得阎锡山等人顺利掌握了兵权。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才发现，这样的安排太具有讽刺意味了，清廷向日本派出的学生，文武兼备，很合理地构成了颠覆自己的文武两手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想得似乎很周到。
